各国模式

　　“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

　　2004年5月，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中国清华大学兼职教授雷默(亦译为“拉莫”)，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及其经验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定义为：一是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二是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三是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巨额外汇储备)。其目标是：在保持国家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

　　创新和实验是“北京共识”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整齐划一。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

　　雷默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效仿的成功榜样，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找不仅发展自身，而且还要在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真正保持独立和保护自己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出路的国家来讲，“北京共识”提供了新的道路。

　　“华盛顿共识”与拉美模式

　　拉美模式是指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和战略。20世纪8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陷入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之中，经济形势非常困难，急需找到一条通过经济改革而摆脱困境的道路。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曾在世界银行任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项主张，也即“华盛顿共识”。主要内容包括：加强财政纪律、重新确定政府公共开支重点、开展税制改革、实施金融自由化、统一汇率、实现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解除政府管制和保护产权的10条改革建议，并得到西方主要经济机构的认同。按照这一政策，拉美将摆脱危机的出路放在“推行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一体化”，其实质是实行西方式的自由化的市场经济。

　　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拉美广泛传播，创造轰动一时的“拉美模式”。但实施一系列自由化政策后，这种放任自流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一些拉美国家的民族工业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政府失去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从而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激化，拉美这种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模式面临危机。

　　英美模式

　　美英模式又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美国为主导国家。它一般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发动新保守主义革命后发展起来的经济模式。

　　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导，崇尚个人主义和充分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对经济的充分调节始终是经济发展的动因，强调并鼓励自由竞争；以企业分散决策为主要形式，公司注重并追逐利益目标，政府决策被限定在最小范围内；实行董事会制和股东制，股票和证券市场的波动对经济有直接影响。在经济政策方面，美英政府主张削减赋税、自由竞争、放松管制、实行私有化和鼓励个人财富的积聚；其经济思想的奠基者是由米尔顿·弗里德曼领衔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著名理论家，他主张减少税收、放松经济管制和实行私有化。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作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典范，它是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实力基础之上，具有市场经济自发演进的悠久历程，在世界经济中独具一格。

　　莱茵模式

　　“莱茵模式”也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主要流行于莱茵河流域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该模式以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和模式最富典型。被誉为“社会市场经济之父”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在其经典著作《来自竞争的繁荣》一书中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思想，后人将其总结为“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进行适当调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的基本特点是：经济活力建立在市场竞争基础之上，市场享有最大的运转自由；市场的运行应该首先受到社会需要的平衡与制约；主张在国家所制定的秩序框架下实现竞争，特别强调社会公平与集体利益，制定实施一整套严格的劳工权利和福利制度，例如劳工组织拥有直接参与劳资谈判、参与企业决策的功能和地位；公司更注重长期发展，公司之间或公司与银行之间联系紧密。在宏观决策方面，实行国家经济指导性计划与市场因素结合。该模式特别突出劳工权利和福利制度，因而能够比较好地体现社会公平与公正原则，也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中被认为是能够在市场经济中体现公平、从而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模式。

　　瑞典模式

　　“瑞典模式”是以瑞典为首的北欧国家所实行的经济模式。它认为社会福利是西方国家中成功实现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典型。

　　“瑞典模式”的两个目标是充分就业与社会平等，它的基本特征是：加强对经济的计划调节；实现法制管理经济；通过国家调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借助工会进行企业竞争中的优胜汰劣；利用税收制度刺激企业增加积累和投资；不断发展与完善社会福利。对其他众多国家而言，瑞典是私营企业与公共部门合作的“混合经济”。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瑞典这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也向新自由主义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混合的“第三条道路”进行转变。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不断发展起来的，最终导致该体系内容复杂、结构庞大的福利体系。瑞典模式也被誉为福利国家的楷模。

　　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并没有严格的具有权威性的界定。通常，它主要被理解为东亚各国(地区)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成功的共同做法或经验。“东亚模式”的本质是：东亚各国(地区)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为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以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为目标，成功创造了一条在落后国家(地区)实现经济赶超的道路。

　　“东亚模式”的内涵，被一些学者归纳为以下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以及大力发展教育与人力资源的投入；(2)政府主导的经济体现为：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为市场交易提供合法机构并在市场失败时提供公共政策或货物；(3)保持较高的储蓄率与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出口导向型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家族主义的经营方式比较流行；(6)谨慎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7)一个具有创新性和竞争力的经济，其很大一部分活力来自于经济开放。由于始发于东南亚地区的1997年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东亚模式的再认识和新探索，但是东亚经济起飞及其发展路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崛起的示范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上述资料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田春生教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