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厅级官位和乡镇企业老总职位，你会选哪一个？

　　别人怎么选不知道，反正金和是选择了后者。这位云南当时的省政协办公厅副主任，申请到省里一个贫困县领办乡镇企业。几乎是同一时间，云南省统战部副部长也向组织提交了辞职报告——这位出身于高干家庭的年轻官员，计划开办一家金融机构。

　　这是1992年11月25日《中国青年报》头版《昆明一号院君子言利》讲述的故事，作者是本报驻云南记者殷红。这篇报道发表在党的十四大结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之际。仿佛一夜之间，“弃官从商”忽然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据《中国青年报》一位老报人回忆，十四大之后，报社召集驻全国各省(区、市)记者回京开会，专题研究“转型期的新闻报道”。许多记者对计划经济时代的新闻已经摸得很熟，但对“市场经济”时代的新闻该怎么搞，特别是该如何确立社会主义新的“义利观”，还是“一头雾水”。

　　然而，这次会后没几天，殷红的“转型”作品，就上了《中国青年报》的头版。想必这事给本报驻内蒙古记者杜涌涛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于整整16年后，这篇不到800字的短新闻，他脱口就说出了那个“刺激性的标题”。

　　“几千年来，圣人一直告诫我们‘君子不言利’。”杜涌涛这样表达他初读这篇报道时的惊愕，“现在仅仅一个会后，君子就开始‘言利’啦，而且还大张旗鼓地上了中央大报。”

　　紧随其后，本报驻山东记者刘健采写的《说长道短，“李白”弃官》，上了《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头条。报道写的是两位副县长共同创业的独家新闻。这对来自山东省寿光县的官员，一个分管经贸，一个分管工业。由于分别姓李姓白，他们开办的公司就叫“李白经贸总公司”。

　　那个名叫白永生的前副县长谈及初衷时说：“当官能给老百姓办事，不当官照样也能为老百姓办事……我当官也20多年了，官瘾也过了，想换个活法儿。”

　　而《昆明一号院君子言利》的报道中说：“在‘仕途’与‘钱途’之间，一些勇敢者放弃了做官的独木桥，海阔凭鱼跃去也。”

　　事实上，“勇敢者”绝不仅仅《中国青年报》报道的这几个人。据国家有关部门事后统计，这一年全国辞官下海经商者约有12万人之多。许多人无论是级别或名气都远远超过金和、白永生等人。比如：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中央民族乐团首席指挥闫惠昌，等等。

　　“勇敢者”中还有政府的影子。云南省委就在“昆明一号院”里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公开宣布要动员一两万名干部和科技人员投身经济战场，把窝在机关大院里的生产力解放出来。随后不久，这个省委机关大楼的围墙被推倒，原因是办公厅干部入股41万元建起了2000平方米的商店。

　　殷红事后分析说，物质财富的极度匮乏，可能是官员丢弃乌纱帽的原始冲动之一。因为上世纪90年代初，万元户是一个等同于大财主的概念。当时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784元，城市人也只有1826元。即便贵为副厅级干部，月收入也不到1000元钱。而刘健报道的那位李姓副县长下海后没多久就挣了1万多元。他当即把钱送给母亲，称母亲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钱。

　　如今提起那个年代，一位中央大报记者若有所思地说：“从没见过人们那样露骨地表达对钱的兴趣！”而另一个摆摊的北京教授则相当直白：“气人有，笑人无，搂着‘铁饭碗’喝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人人都应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脱下虚伪的外衣，面对生活的挑战。”

　　随后不久，《中国青年报》再次报道商业部某司长下海担任某集体企业副总经理的故事。这位原司长对本报记者方向明说：“过去做的事总是虚乎乎的，眼下每件活儿都很实在。”

　　然而，天下事，此一时彼一时也。不信请看这组数字：2008年全国共有上百万人报名参加了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其中最热门职位的录取率竟高达4000∶1。

　　“现在一个副厅级干部怎么会去当一个乡镇企业老总？”殷红听了记者的提问哈哈大笑，这位拥有22年新闻从业经验的资深记者表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新闻了。”

　　几年前，在昆明市大街上，殷红曾和那位“下海”的省统战部前副部长相遇。他发现对方开着一辆极为普通的轿车，“一点也没有发迹的样子。”这让殷红略替他感到惋惜，“当年他可是仕途非常看好的一个干部啊！”

　　而刘健对官员下海容易引发的问题似乎早有先见之明。他说：“毕竟一个管经贸，一个抓工业，还开办了经贸公司，这难免让人不说闲话。”所以，在那篇报道中，他着重对权力和金钱一旦形成结合可能产生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分析和质疑。

　　据刘健说，在一片争议声中，“李白”组合在半年后就“和和气气”地分了手。两人分别在商海中沉沉浮浮了十多年。当年的李副县长曾经挣了五六百万元，但后来大部分被借走了，为此他还将官司打到了山东省高院。

　　不过，这对官员在半年前接受采访时依然显得很豁达。李有些自嘲地说：“我俩辞职无形中安慰了许多没有挤上去的人。”白则这样评价当年的举动：“促进了干部小小的流动，对官本位也有点小小冲击。”

　　“从‘官本位’趋向‘金本位’，是与非日后自会见分晓。”在《昆明一号院君子言利》的结尾，记者殷红留下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记者 杨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