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0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日子。昨天下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在北京国贸中心举行了一场精彩的篆刻与《突围》讲座。

　　一则故事，一帧图片，一方印章，一段历史。本报（北京晚报）作为惟一受邀地方媒体，与这位76岁的老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全程参与者、执行者和见证者一同开启时光隧道，重温国门初开的激荡岁月。

　　1978年

　　春天做件衬衫

　　让11月来取

　　那时，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出国的机会很少，出国的服装都是借的。一些有外事活动的单位，集体做几套服装，像道具一样，谁出国或有外事活动就谁穿，回来后立即归还。对穿衣来说还不只是衣料限量问题。由于当时成衣的尺码档次很少，很难买到合身的衣服，因此除了自己缝制外，主要靠到裁缝店去做。但那时到裁缝店做衣服也并非易事，我就有过这样一段遭遇。

　　1978年的初春，我需要买一件夏天穿的短袖衬衣，在北京一连跑了七家商店，竟然买不到一件合适的。夫人建议说：“别再跑了，还是买块料子找个裁缝店去做吧。”于是我们买了一块仿绸料子，去找个地方做。谁知从西单找到甘家口，都说他们做不了。原因是说我是特殊体型，他们只能做标准体型的。这使我非常纳闷，我真不知道自己的体型“特”在哪里。想来想去无非稍微胖一些，可对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来说，胖得并不过分。这时真感到非常无奈。

　　没有其他办法，只好继续“奋斗”，锲而不舍地再去找。到了四道口，终于找到一家说可以做的裁缝店。裁缝师傅量好了尺寸，我便问他什么时候来取？回答说11月。这使我着实吃了一惊，心想做这么一件衣服怎么会要大半年的时间呢？便同他商量说：“能不能请你们帮忙赶一赶。”他很干脆地说：“不行。你看，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接的活儿都快要堆到屋顶了，怎么做得过来呀？”我一看，他说的也确是实话，便向他建议说：“既然活儿这么多，为什么不多找几个人呢？”“多找几个人，您说得倒轻巧，您是劳动局长吗？”我方才恍然大悟，才想起增加劳动指标不是那么容易批的，只好要回衣料继续去碰运气。

　　兜了一个大圈子后，到了王府井东安市场，在市场的西北口有一家绸缎店，店内挂了一个可以做衣服的横幅，他们说可以做，但同时营业员指着那横幅，让我看一看。我抬头仔细一看，那红布上粘的白纸剪的字是：“三级服装加工部”。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就是加工技术水平低，也就是说做坏了不赔”。这种“坦率”真叫人哭笑不得。量好尺寸，办好手续，取衣的时间也还算说得过去。总算带着“天无绝人之路”的感觉高兴地回家了。

　　约定的取衣时间到了，先后去取了两次，都说还没有做好。按照第三次约定的时间去取，结果衣服大得像日本人穿的和服，还有在口袋、袖口和下摆缝的线条全都是波浪形的，很难看。谁知他们不但无一点歉意，还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早就告诉您，这里是‘三级服装加工部’，做坏了不赔，您硬要在我们这里做，现在又埋怨我们做坏了。”听了他们这番话，我自知“理亏”，只好拿着这件实在不能穿的衣服，颓然走出这家“三级服装加工部”。

　　1979年

　　建国饭店为何

　　只有四层半高

　　我国第一批中外合资的涉外酒店的建立也经历了艰难的历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外国人士纷纷来到我们这块封闭多时的大陆。1978年接待入境的人数达到180多万人次，超过以往20年的总和。1979年又猛增到420多万人次。但当时北京勉强符合接待外宾标准的饭店床位只有1000张左右。

　　许多外国客人一下飞机，往往无法立即安排住宿，而是被拉到景点去游览，或者被安排在饭店大厅、机场坐等，直到有了空床位再安排入住饭店。有些游客到北京时实在无处下榻，只好先被送往郊区、天津，甚至用飞机空运到南京、上海等地。

　　住宿难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国对外开放的形象，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邓小平同志1978年10月9日指出：“利用外资建旅馆可以干嘛！应该多搞一些点。昆明、桂林、成都都可以搞，一个地方设一两千个床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被誉为“敢于吃第一只螃蟹”的北京建国饭店项目浮出水面。

　　与美方投资人陈宣远的谈判进展得很顺利。当了解到以往谈判中，中方皆因有人怕吃亏而未成功时，陈宣远表示：“我看这样，我们拟订合资方案，要按让国内各方面能够接受的条件来办。我的目的就是一个，尽快在北京办成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双方最后议定：各投资1000万美元建设建国饭店，其中外方占49%的股权，中方占51%的股权，双方合作10年，10年后，中方只需花1美元就可购买外方所有股权。

　　经过细致比较，地段决定选在建国门外大街，饭店拟建20多层，占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但是建国饭店所选地址后面是国务院某部门的宿舍区，居民不同意，说遮挡了他们的阳光。最后商定在有宿舍的一方只建四层半楼房高，保证该部门居民所说在全年日照最短的冬至那天，阳光都能照到他们的一层窗户。在无宿舍一边，也只建九层楼高。建国饭店1980年6月破土动工。但是该部门的一些干部家属又称，在这里盖房扰民，工地上白天竖起的篱笆，晚上就被偷偷破坏，搅拌机也被掀翻，工程无法进行下去。

　　主抓这个项目的同志只好起草一份报告报送中央。报告送交到邓小平同志手里，他看完后在上面批示：“有理也不得取闹，何况无理？！”当即就让秘书传达下去，这才使工程得以顺利进展。

　　建国饭店破除重重阻力，于1982年4月顺利竣工。饭店引入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实行“垂直领导，层层负责，分工合作”，把坐着服务变成站着服务。1984年7月，国务院发文在全国推广建国饭店的管理方法。

　　主编：依旺 辛宏

　　15

　　1980年

　　一家企业税收

　　特例定格在24%

　　北京迅达电梯在谈判时，还遇到一个差一点无法进行下去的难题。

　　那时，我国的电梯质量差是有名的。我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就亲身领教过国产电梯质量，一次是关在电梯中出不来；另一次是当我正跨进电梯门时，门突然猛地一关，夹住了我的胳膊。当时为这种产品质量深感羞愧。因此电梯已成为一个人见人骂的“老大难”问题。在这个背景下，1980年，作为我国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的北京迅达电梯公司开始了合资的谈判。

　　谈判一开始就卡了壳，外方问企业的所得税率是多少？而当时不要说所得税率是多少，就连涉外企业的所得税法还没有呢。我方代表说，现在还没有法律规定，等将来立法后，按法律规定办。反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已规定，合资企业可享受两年免征所得税，以后3年还享受减半征收的待遇，全部征税是5年以后的事，来日方长，总不会让你们吃亏，请放心吧。

　　谁知这番充满诚意的话，并未说服对方。他们坚持要解决这个问题后才能签合同，理由是如果不知道所得税率是多少，就无法测算投资的中长期回报，也就无法对项目的可行性作出评估。

　　双方僵持不下，谈判只因这一个问题而搁浅，也未免太可惜了。况且这个电梯项目不但有为中外合资开辟道路的重要性，更有引进先进技术改造老企业的迫切性。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当时的国家外资委商请全国人大法工委同意，用国家外资委与有关部门内部商定的24%的企业所得税率与外方谈判，经双方商定后写在合资合同中。

　　合同经政府批准后，如以后颁布的法定税率高于24%，对迅达电梯公司仍按24%征税；如低于24%，则按新的税率征税。因此，虽然以后颁布的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税率为33%，而对迅达电梯公司一直仍按24%税率征收所得税。

　　“在邓小平同志设计的改革开放道路上，我一直工作到退休。不觉间，几十年过去了。”在昨天讲座的尾声，李岚清同志深情地回忆道：“最令我难忘的是，有一次邓小平同志当面对我说，‘必须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我把它看做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嘱托，也是我毕生的座右铭和思想行动的指南。”

　　记者 辛宏

　　本文内容根据李岚清同志的讲座及《突围》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