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张浩事件”

　　1979年的早春，安徽、四川等地农村的骚动，直接引发了北京及中南海的特殊关注，兴奋、担忧、不安和恼怒交织在一起。

　　1979年1月，国家农业委员会成立。王任重任农委主任，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任副主任。这一年，杜润生已经66岁。从1962年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毛泽东撤销之后，这位原秘书长也因为邓子恢的挨整一直被晾在一边。毛泽东当年的语气很不客气：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年没干过一件好事”。

　　临上任之前，不少老同志劝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千万不要再搞包产到户了。

　　但是这个“蛰伏”了17年的老人早已有了自己的目标。很多年后，年逾90岁的杜润生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感慨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境：“包产到户，1979年初得到安徽、贵州等地大量事实的正面印证，使我将家庭经营引入合作制的信念更加坚定起来。”他坚信：“农民的要求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历史终归会向合理的方向发展。”

　　3月1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由杜润生主持，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和全椒县委书记王杰代表安徽参会。

　　15日，周曰礼发言。他谈了整整一天，说的都是这半年来安徽搞包产到户所取得的经验和成绩。回忆起1979年在北京召开的这个会议，周曰礼至今都心潮难平：

　　搞包产到户的好处我讲了好几条，结果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对。湖南的农委主任拍着桌子差点儿和我打起来，争论得非常激烈。为向华国锋汇报，会议起草了一个会议纪要，纪要是由农业部的一个副部长起草的。对于他的稿子，会上就我一个人表示不同意。我认为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不能等同，包产到户仍然承认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承认按劳分配。就为这个意见，会上统一不起来。后来杜润生对我说，你把你的意见单独写一个稿子，作为纪要的一部分，你单独向华国锋汇报。25日(按杜润生的回忆应为20日——引者注)下午3点，汇报会开始，杜润生念完会议纪要后，我接上去念我的稿子。华国锋很奇怪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杜润生解释说，会议上意见统一不起来，请华主席最后来拍板。

　　杜润生的“两个会议纪要”安排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那天，华国锋没有对包产到户的对与错表态，他问了周曰礼很多问题。然后把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叫到一边说了些什么，王任重就走开了。后来周曰礼才知道，王任重是奉命给万里打电话去了。这个电话转了好几次，才终于在嘉山县找到了万里。

　　王任重劈头问万里：“你们安徽搞包产到户到底搞了多少，你们那个会议代表大吹特吹包产到户，你们省委知道不知道？”

　　万里在电话那头说：“知道，周曰礼同志是我派去的，他的意见省委已经讨论过了。现在是春耕大忙时节，不管什么责任制形式，一律先稳定下来，等秋后再说。”

　　这天下午的汇报会，一直从下午三点开到晚上九点半。华国锋做了一个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他很委婉地讲了湖南洞庭湖地区双抢的经验，以此说明组织起来的分工合作可以提高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特别提到不要“一刀切”。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由于最高领导人的宽松和宽容，会议气氛变得稍稍融洽了一点。但是此时在安徽、四川等地，却由于《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空气中的紧张和恐慌气氛陡然增大。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张浩事件”。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信上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而编者按的语气则更加严厉：“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的做法。”

　　这一天，七省三县农业座谈会正在召开期间，文章的发表无疑更加重了反对派的砝码。

　　在安徽，清晨6∶30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的这条消息，让万里心头陡然一震，他暗自惊呼：“要坏事！”

　　万里赶紧给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电话：“我们该咋办还咋办，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随即，以中共安徽省委的名义，省委办公厅向省内各地发出了8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

　　第二天一早，万里即刻下乡。他首先来到了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做工作，反复对干部社员讲：“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

　　在全椒县古河区，万里一下车，就被百姓围住了，大家愁眉苦脸，让万书记拿个主意。

　　“万书记，又要变咧？”

　　“谁说要变？谁吹这股风那股风，我们也不动摇，既然搞了就不动！”

　　“《人民日报》说了，要坚决退回去。”

　　“《人民日报》可给你米吃？可给你油喝？它就是公共汽车，你可以上我打票也可以上。”

　　面对县里的干部，万里的脸色变得十分凝重。他说：“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权益和长远利益，这要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了一篇读者来信就打退堂鼓。生产上不去，群众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要还是找《人民日报》要？搞包产到户如果要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说，老百姓依然清冷的灶台和破旧的草屋让万里坚定了决心——哪怕走得再远一些，哪怕风险再大，也不能退缩。

　　在定远县范岗公社，一位生产队长吞吞吐吐地说，我们队现在还没有包产到组，春播无人干，社员一致要求学凤阳，县里领导坚决不同意。

　　万里直截了当地对生产队长说：“你那个队可以实行凤阳的办法，回去就搞，决不能耽误生产。”

　　年轻的队长又惊又喜又有点半信半疑：“我们说了好多次，公社都不依，说是县里统一布置的，你在合肥，怕说了没用。”

　　“我是省委书记，你们地委王书记也在，你那队就照凤阳的方法办，我批准的！”万里很干脆。

　　20日当天晚上，王任重之所以费了很大劲，才在嘉山县找到万里，正是万里紧急出巡消除“张浩事件”的负面影响，来到了嘉山。那天万里还在电话里对王任重说：“不管怎么，我这里已经干开了……备个案，搞错了，省委检查，我负责！”

　　安徽省委采取的紧急措施，消除了部分干部群众的担忧，但仍有一部分地县还是遵照报纸的要求，从“包”退回到不包、不联产，其中受损失最严重的是霍邱县，几乎有1／3的生产队又回到了大呼隆的体制下。这一年，霍邱的粮食产量比1978年减产约20%，而周边所有的地县均大幅增产。万里闻此消息异常愤怒，立刻提出要撤县委书记的职。

　　此时，不仅是在安徽，四川、河南、内蒙古等已经实行了责任制的农村，也因为这样一封张浩来信，各处引起极大混乱。

　　这封“群众来信”的背景后来被陆续披露出来：当时《人民日报》为春耕写了一篇相关社论，报送党中央。华国锋阅后在文章留白处写了一段话，批评了某些地方因为包产到组，出现了抢农具、牲畜、闹分队的现象，认为这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王任重看到了华国锋的批示后，在3月14日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信上说，要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决不能倒退回去。张浩的来信正好契合了这一指示精神。

　　“张浩事件”所造成严重的后果让胡耀邦坐不住了，他批评胡绩伟：登头版头条，表明报社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你应当登在农村版，或者放在一版的下面。编者按也应该改掉指示、肯定的口气，改为“引起注意，可以讨论”的调子。

　　作为补救，半个月后的3月30日，《人民日报》以《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为题，刊出安徽省农委干部辛生、卢家丰的来信，驳斥了张浩的观点。

　　九、“不许”改成了“不要”

　　1979年3月24日结束的七省三县座谈会最终作了妥协，经华国锋同意，在后来由十一届四中全会审定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决定》中，写下了下面的文字：“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

　　杜润生说：“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允许在特殊地区实行包产到户，这就为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转变奠定了基础。”

　　与三中全会通过的草案相比，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将“不许包产到户”，改成了“不要包产到户”，口气显然温和许多。

　　决定中还有一段文字：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杜润生说，这句话等于批准了既成事实。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进两步退一步的螺旋状态中往前发展的。

　　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前，农委的两位正副主任将讲话稿一同交李先念副总理审阅。两稿的分歧在于一个特别强调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一个提出要允许地方搞包产到户试验。李先念认为“王(任重)的讲话很好，内容、文字均好”。

　　杜润生无奈，只能找刚刚从四川省委调上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商量，怎么办？

　　杜回忆：这位副总理说，他在省里工作的时候，是搞包产到组，没有更多地支持包产到户，用扩大自留地的办法，满足农民的这种要求。他认为，包产到户这类问题，可以让大家试，不宜堵死。先念、任重他们有意见，文件还要发，可以不用国务院名义，以国家农委名义下发。于是就把问题化解了。

　　会议一开始王任重发言，他讲了集体经济的几大优越性，并让大家讨论。

　　杜润生再次安排周曰礼发言。他的发言题目是《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他讲了足足两个半小时。周说，到1979年底,安徽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占总数的51%，包产到户的占10%。增产效果明显。群众评价，组比队好，户比组好。

　　让周曰礼没有想到的是，时隔近一年，他在会上的境遇依然如昨。两个多小时的发言之后，他再次遭到“围攻”。特别是在华东组，周曰礼陷入重围。争论的焦点就是，包产到户到底姓社还姓资？绝大多数人的意见说，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与社会主义不沾边，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包产到户调动的农民积极性是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大方向。

　　杜润生安慰周曰礼说：“别急，沉住气，不能不让人家讲话，你们实验结果有利，就继续试。”

　　周回到安徽，将会议情况向万里汇报，并向他请示如何向下传达贯彻。

　　万里听后决定：不传达，不贯彻。

　　杜润生说：“全国有很多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但是只有安徽省是在地方政权支持下大规模试行的。”

　　无疑，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和责任。

　　杜润生回忆说，万里曾经与农业部前来视察工作的一位高官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争论：

　　——包干到户，不同于田间管理责任制，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

　　——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我要社会主义！

　　——我要群众！

　　杜润生说：“争论的语言、逻辑上虽然有不严密的地方，但是真理却在万里一边，失去群众支持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万里后来回忆起自己这一段的心境时，亦表现得颇为复杂——

　　我们的这些做法既不符合宪法中规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也不符合中央文件规定的“也不要包产到户”，不得了呀！怎么办呢？我说，农民赞成，农民一定要搞，那就只好硬着头皮顶着吧，反正已经干了，就这样子干吧。党的决定说不要搞包产到户，我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但我对他们说，是我同意你们干的，就这么干算了，出了什么问题我来顶着。安徽那一段就是这种“违法乱纪”的情况，实质上反映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已不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旧的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

　　然而，当这个顶着风头上的第一书记要易位的时候，事情又变得复杂起来。

　　十、给包产到户“上户口”

　　1979年的最后几天，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显示，万里要调走了。

　　万里非常清楚，自己一旦不在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上，将可能发生怎样的摇摆。在新年过后召开的省委会议上，他尽可能地试图给包产到户“上个户口”，让它至少在安徽省内能够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他在会上明确说：“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等于单干，单干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那就只能同意，批准。”

　　会议之后，万里来到了小岗村，这似乎是一次告别之旅。这一次，万里又一次热泪盈眶。

　　同行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记录了这一感人的时刻——

　　万里下了车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就挖地窖藏了起来。万里高兴地对大家说：“你们这样干，我支持你们，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是开倒车。”

　　男人们围着万里说长道短，女人们赶紧回家炒花生，然后把热腾腾的花生一把一把塞到客人们的兜里。目睹此情此景，万里禁不住热泪盈眶。

　　临别时他对随行的地县干部说：“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

　　有公社干部问他：“别的地方要学习小岗，搞包产到户可行？”

　　万里：“行，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谁学都行。”

　　1979年当年，小岗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到13.3万斤，比1978年增长6倍，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20年的总和；从1957年起23年来，这个年年吃国家救济的“三靠村”，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6.5万斤，超额6倍完成上缴任务，油料超额20倍完成上缴任务，第一次归还了国家贷款800元。

　　万里把小岗人塞给他的炒花生带到了省委常委会上，让大家都尝一尝这丰收后的果实，分享农民的喜悦。

　　但是，那天吃过花生的人中，却有人敏感地嗅到了花生中姓“资”、姓“修”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