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经过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到的更难更窄。

　　——费正清

　　一、引子

　　197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4次开会，讨论安徽的问题。其时，粉碎“四人帮”已经8个月，中国各地到处都掀起了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揭批查运动。而在安徽，当时的省委负责人却以“安徽特殊论”为由，始终对此没有动作。安徽全省一潭死水，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干部群众怨声载道。

　　中央不得不下决心撤换干部，以此强行推进安徽问题的解决。

　　这一天，时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到邓小平家中向他辞行，万里此前刚刚被中央调往湖北，任二把手——无疑这是降格使用。小平对万里说，你先别忙着去，再等等。

　　此时，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正是在这个会上，邓小平官复原职，但他对政坛的影响在会前就已经显现出来。小平显然已经想好了万里的去处，他不止一次说过，万里是一个解决难题的能手。

　　正在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紧急召回了在营口出差的万里，他列席会议，并最终被中央任命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6月22日，就在中央决定下达的当天，万里走马上任。

　　到安徽的第一个月，万里就大刀阔斧地解决了“四人帮”遗留的组织问题，掀开了安徽揭批查的盖子，显示了万里作为一个“解决难题能手”的魄力。

　　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万里坦承自己不了解农业，于是，他带着司机、秘书，和一两个记者朋友搞调查。从皖南、皖东到皖北，这一走陆续就是三四个月，从夏日炎炎走到了白雪纷纷。

　　在安徽农村，百姓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形让万里深受刺激。在安徽金寨，这块曾经养育百位共和国将军的英雄土地上，万里走进了一户农家，黑乎乎的屋内，三四个人竟无人起身招呼，都窝在冰冷的床上，裹着网状般的破棉絮。出来后万里才知道，因为铺上的女人没有裤子穿，根本羞于见人。

　　在冰封的土路上，万里走下吉普车，与路边的青年农民交谈，问他有什么要求，小伙子解开绑着棉袄的草绳，里面竟是空的——农民根本穿不起一件秋衣。小伙子拍拍肚子说，没别的要求，肚子圆起来就行，少点山芋干就行！

　　在皖南泾县，老百姓闪烁其词地说，现在的生活还不如新四军在这儿的时候。

　　在凤阳、嘉山铁路沿线，万里亲眼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民拖儿带女在凛冽的寒风中扒火车外流逃荒。万里到任的最初数月，尴尬地接到了无数来自邻省的电话或电报，要求安徽派人把外出讨饭的农民带回去。

　　这一年的安徽，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能勉强维持温饱，67%的队年人均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占了25%。

　　凤阳是全国有名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从1956年到1978年的23年中,全县共向国家交售粮食9.6亿斤，而国家返销给凤阳的粮食达13.4亿斤。23年中，国家给凤阳拨发救济粮食4.1亿斤，救济款2838万元。而每到青黄不接时，大批的凤阳农民身带介绍信，怀揣户口本，下江南，上河北(淮河以北)，“身背花鼓走四方”，几乎讨遍了大半个中国。

　　作为执政党的省委书记，面对解放近30年依然赤贫的农村，面对他治下的人民，万里流下了愧疚的眼泪。

　　他痛心疾首，问了自己三个问题：

　　——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

　　——普及大寨县，是中国的出路吗？

　　——人民公社这个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没有积极性？

　　万里“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

　　后来，作为万里农村改革重要助手的吴象说：“正是安徽农村极度贫困的现状，让万里选择了一条铤而走险的路。”

　　万里回到合肥，派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再去作专题调查，商讨对策。几番调查和研究之后，搞出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再下去征求意见修改。经过几上几下，拿出了一个正式“草案”。这是1977年的冬天。

　　安徽“省委六条”出台，迅速在省内各地推行，效果颇为显著，农村冬麦的播种率大大高过以往。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长篇通讯《一个省委决定的诞生》，还配发了编者按。邓小平在出访尼泊尔途中，郑重地向当时四川省委负责人推荐了安徽的“省委六条”。

　　而在北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看到报纸后，非常生气地说，这六条，条条都是冲着大寨来的！

　　很快，春节就要到了，陈永贵返回昔阳县，组织大寨联合报道组对安徽的“省委六条”开始了强力反击。

　　时值1978年早春，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年份，北京、安徽、山西，这个中国版图上的三角点，围绕着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开始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政治大角逐。但是，发人深思的是，最离经叛道的、势力最为弱小的一方，却渐渐占据了上风，并且由此引发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大变革。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接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

　　30年后，当我们试图再现这场历史正剧之前，有必要对此前的中国农村制度变革做一简要回顾。

　　二、历史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在自己的根据地开始了土改运动，将高度集中的土地分配给了农民耕种，并以此获得了中国农民的热情拥戴，也因此让感恩戴德的农家子弟，义无反顾地上前线打天下，并终于在1949年打下了江山。随后，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陆续铺开。80%的无地、少地的贫雇农得到了土地，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积极性，购买牲畜，添置农具，兴修水利，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这一朴素的信念让中国农民在随后近30年的折腾中，即便处在极度的赤贫中，也没有根本动摇跟党走的决心。

　　1953年，全国开始互助合作运动，但绝大部分是私有基础上的互助组和初级社。到195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3855亿斤，人均占有620斤,比1949年的418斤提高202斤，这是全国农业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提出了批判农村“小脚女人”的右倾思想，提出要加快发展合作化。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一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而在此前只有14%的农户入社。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时间就完成了。1957年全国基本实现了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转化。到1958年当年，就全面实现了公社化。在这一制度下，农民刚刚分到的土地、耕牛、大农具全部收归公有，生产力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严重破坏。公社化3年，正是中国20世纪下半叶最惨重的大饥荒之年。

　　1961年，面对饿殍遍野的广大乡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全省实验推行包产到队、到户的责任田，毛泽东含糊地批准他进行实验，这使得安徽的粮食迅速增产，并有余粮支援河南、江苏等地。但随即毛泽东严厉批判了安徽的做法，曾希圣因此被撤职。在此前后，浙江、山东等地，也有小规模的包产到户的尝试，最终都无疾而终，所有参与其中的干部，全部被整肃，无一幸免。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其中一大罪状就是推行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自此，“包产到户”犹如强力炸弹，谁碰谁将被炸得粉身碎骨。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那场大饥荒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毛泽东亲自主持，由刘少奇、田家英等参与起草，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承认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显然，这是从激进的人民公社制度回调到了高级社时代，但毛泽东始终认为，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他在内心所期待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国绝不容小农经济肆意扩张。

　　几年后，陈永贵的出现，顺应了毛泽东的理想。

　　1964年开始，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成为中国农村的先进典型。毛泽东亲自题词“农业学大寨”。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不仅是农村，学大寨运动甚至进入到全国各行各业。10年“文革”，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魔术般地从虎头山走向中南海，荣升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陈永贵致信毛泽东，完整地提出了“过渡”计划。该计划的第一条就是将“农业六十条”规定的三级所有，过渡到大队所有。陈永贵坚定地说：这种过渡“势在必行”。身心俱疲的毛泽东没有予以答复，只是转政治局讨论。在那个年代，为了学大寨，县里公社常常会强迫农民铲掉花生、豆子，种上麦子或高粱，因为要“以粮为纲”。至于任意没收自留地、任意没收农户自家养的鸡鸭猪羊，更是家常便饭，这类行为被称为“割资本主义尾巴”。要学大寨，首先要割的就是这条“尾巴”。

　　与此前的中央“农业六十条”相比，这种大寨路线显然已经严重地偏左了。但中央依然认为还不够。

　　1976年12月，也就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三个月，中国百废待兴，华国锋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再次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距上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只有1年多一点的时间。可见，在那个时候，从毛泽东到华国锋，大寨这个典型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1977年，党的十一大召开，华国锋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

　　三、交锋

　　1977年的冬天到来了。

　　北京。1977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华国锋在会上说：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要开始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普及大寨县的标准之一”。座谈会要求当年冬季和1978年春季选择10%左右的大队“先行过渡”。会议形成一个汇报提纲，即《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党中央随即以1977年49号文件转发了这个汇报提纲。

　　座谈会将已经严重偏左的党的农村工作路线又一次推向了极端。如此这般，农民本来就被割短的“资本主义尾巴”将一点不留，农民本来就缺少的自主权将荡然无存。许多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各省干部回忆起十几年前的那场大饥荒，无不心有余悸，浑身发冷。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1977年11月15日~21日，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万里等人力排众议，最终以省委决定的方式出台了“省委六条”。

　　“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农活的不一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发展生产，不急于搞“过渡”；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

　　万里在会上说：“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主要靠政策，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的，农村的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

　　此前无人敢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生产”。

　　很显然，安徽“省委六条”与刚刚下发的“中央49号文件”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安徽“省委六条”，彻底否定了“穷过渡”的发展方向。

　　这是一出对台戏。

　　万里深知，“六条”在这个时候出台，犯了大忌，也犯了天条。但这个出身于孔孟之乡、深谙圣贤之道的秀才心里有底。他说：“我们的办法是，强调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六十条’中去找根据。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总是应当允许的吧？”

　　1978年1月4日~26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机械化会议，要求省委一把手参加。万里拒绝了。他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替他去。临走前，万里嘱咐说：“你去了只听只看，不发言不吭气。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回来后也不必传达。”

　　很多年后，万里回忆说：“实际上那时候我们已经抛弃了学大寨那一套，而必须改弦更张，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我们当时的决心是，不管上面那些假、大、空的叫喊，一定要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切实实解决面临的许多问题。我们不能只看领导眼色行事，必须对本省人民负责，在我们权力范围内做我们应该做、能够做的事。”

　　对于“六条”的效果，万里派他的记者朋友张广友和吴象到农村听听反映。张广友回忆说——

　　我们到了六安三十里铺公社的一个大队，正赶上他们宣讲六条。广场上人山人海。台上，干部拿着文件一字一句地念，台下，群众侧耳静听，鸦雀无声。文件刚念完一遍，台下就喊，再念一遍！每当念到了群众喜欢听的关键地方，比如“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时，台下有的群众就高喊，再念一遍这句话！我问身旁一位老汉，这六条，哪一条你最高兴。他说，我都高兴，最高兴的还是养鸡养鸭养鹅不受限制。生产队干部说，我们最高兴的是专门写了一条，“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明确规定了生产队在保证完成上缴任务的前提下，有权因地种植，任何人不得干涉，这下子瞎指挥可行不通了，今后再也不会出现毁了花生种稻子，拔了瓜苗种玉米之类的伤心事了。

　　听了张广友的汇报，万里非常高兴，他说：“生产队自主权是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它种什么，生产什么，本来有权自己决定，现在却要由上面来决定，那它还有什么积极性？自主权的实质就是要生产者真正当家做主，这既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最起码的条件，也是尊重农民权益最基本的内容，没有这个，还谈什么独立核算？还谈什么经营管理？还谈什么调动积极性？”

　　这是30年前一位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从农民冰冷的灶台和干瘪的肚子中悟出的道理。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已经离开我们这个执政党很远很远了。

　　很快，张广友下乡调查后写出一篇重头文章。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这篇新华社通稿，题目是《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安徽省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调查》，还配发了题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的评论员文章。

　　1978年3月，万里亲自在《红旗》杂志撰文，题目是《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新华社随即向全国转发。

　　这边，万里布置记者写文章为落实生产队自主权鼓与呼，千里之外，也是在同一时刻，陈永贵的动作远比万里要声势浩大得多。

　　春节过后，陈永贵召见时任新华社驻山西记者宋莎荫。宋此时已在昔阳县委任职。陈永贵要求宋组织驻昔阳、大寨的各新闻单位人员，针对当前新闻宣传上的消极和错误的舆论，写文章进行反击。

　　当时，在大寨有一个极为特别的新闻组织，这就是中央、省地级通讯社、报社、电台驻大寨昔阳的记者联合组织起来的“驻大寨联合记者组”，不管你是哪一级、哪一家新闻单位，都用这个名义采访、写稿子。

　　宋莎荫传达了陈永贵的指示。但记者们大致了解这件事情的背景，知道这是冲着安徽的万里去的，都感到有点为难。大家议了议，最后决定，只讲大寨、昔阳经验好，不去讲人家的不对，不交锋，不骂人。

　　但后来陆续发出的文章，依然可以嗅到浓浓的火药味。

　　许多文章是以驻大寨联合记者组写的，有些是《山西日报》写的，有些则是《晋中报》、《运城报》写的。山西日报社的计划是用12篇文章来进行反击。新华社记者陈大斌说：“这一场中国新闻史上少见的，地方党报向中央新闻单位发起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击，颇有声势，十分猛烈。”

　　1978年4月21日，《山西日报》将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的一篇内参修改后，以《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标题发表，随即中央就有人要求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文章说：“大寨人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性，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寨人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他们认为：‘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领导态度不明朗，群众思想就会乱，资本主义歪风就会越刮越厉害，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受破坏。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上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生产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

　　文章不点名地把安徽省委和万里一块进行了一次大批判。

　　张广友是在滁县农村采访时读到这天的《人民日报》的。当地的干部社员也立刻从文章中琢磨出了它的指向，显得十分担心和害怕。张广友立刻给人民日报社副总编缉李庄打电话。李庄说：“老弟，你还不知道吗？《人民日报》就是国际列车，谁都可以上，你有不同意见，你可以写文章，我们也可以照登。”

　　万里说：“既然《人民日报》领导说我们可以写文章。他们不点名地批评我们，我们也可以不点名批评他们，各说各的，摆事实讲道理。”

　　随即，和张广友同在滁县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南振中、沈祖润写了一篇针对性极强的文章——《落实党的政策，必须清除极左思想障碍——安徽滁县地区落实农村政策的一条重要经验》。新华社在7月4日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第二天全文刊载。

　　李庄以及人民日报社高层的“国际列车论”，使得《人民日报》在当时成为了思想解放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窗口，但它更加特殊的权威性也同样制造了相当多的“麻烦”，此为后话。

　　不仅在安徽，在中国当时另一个农业大省四川，落实党的农村政策、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成了省委的中心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收效。

　　从1977年秋天开始，四川省委颁布了一系列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措施，到1978年2月,四川出台了“省委十二条”，把按劳取酬作为重点，主要内容与安徽“六条”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一年，四川从春到秋，持续干旱，但却夺得了全省粮食大丰收。

　　到了秋上，中国老百姓和国家领导人嘴里，都盛传着关于“吃粮吃米”的民谚，安徽、四川等省农村改革的成就引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