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布尔乔亚到白领：欧美的中产景观

　　当然，中产阶层最初的出现不会和财产无关。

　　还记得法国大革命前的“第三等级”吗？这应该就是最早的中产阶级的雏形。在1789年前的法国，除了教士、贵族以外，所谓“第三等级”，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包括了“最有钱的商人、最富足的银行家、最干练的工业家、作家、学者同小农场主、城市小店主以及耕种土地的农民”。所以，真正属于中产阶级的是第三等级中那部分可以称之为布尔乔亚(bourgeoisie)的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因从事工商业和金融投资而拥有财富，但与教士和贵族相比，却既没有政治权力也没有社会地位。

　　其实，在18世纪之前，布尔乔亚不过就是“市民”的意思。此后，资本主义兴起，布尔乔亚又有了两种新的含义：在工人眼里是老板；在宫廷及其他上流社会人士眼里是缺乏教养的人(说来可笑，我们常常将“布尔乔亚”视为一种教养，在毛泽东时代还可能因这种“教养”接受思想改造)，它实际上表明了主流社会对向上攀爬的资产阶级的嘲弄态度。

　　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和地位，第三等级成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主力军，这是我们都熟悉的历史。我们不太熟悉的历史还包括，布尔乔亚们也通过另一条道路，通过自己的财富、通过消费的彰显，获得社会地位和声望的提升。他们置地、买房，学着贵族将色彩艳丽的墙纸和织物覆盖在墙上，挂镜、时钟、油画、塑像当然还有时装，都开始从贵族流向布尔乔亚家庭，他们一掷千金的气势开始令没落贵族自愧不如。

　　中产阶层的标准从单纯的经济收入向包括职业在内的多重因素的转向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因为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因为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我们前述的包括小农场主、小企业主和小商业主在内的所谓老式中产阶层人数越来越少，而大批与技术和服务有关的职业如经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从事社会管理的人员越来越多，这些米尔斯所说的“白领”阶层构成了20世纪中产阶级的主要景观。

　　其实，不仅这些新中产阶层失去了土地或商铺这些生产资料的财产，而且由于美国为人们实现商业梦想留下了太大的余地，加之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消解作用，新中产阶层们也远远没有法国第三等级当年的政治热情与气概。他们安于现状、独善其身，以致激进的左派社会学家米尔斯会借用希腊人的话反讽说：“白痴就是独善其身者。”但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这大批持政治后卫态度的中产阶层，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其诺防线”。

　　中国中产阶层的前世今生

　　中国的历史要沉重得多。千百年来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充斥着小农的国度，自然条件的恶化和统治阶层的横征暴敛，使得大多数人连温饱都难以企及，更何况中产。

　　近代以来，首先在上海，后来在北京、南京、广州等沿海地区，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入和中国现代化的展开，这些城市和地区出现了第一批中产阶级，并且在1930年代即民国政府的黄金岁月达到顶峰。这其中包括大大小小的荣毅仁以及给他们打工的经理阶层，在洋行里工作的小“买办”或第一代外企“白领”，大学教授、律师、艺术家以及像鲁迅、张爱玲那样的作家。当然，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也出现了第一批现代公职人员。不过，这些人数量非但不多，而且因为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而陷入巨大的生存危机之中。

　　1949年的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但对中产阶级却是一场灭顶之灾。因为革命信奉“均贫富”的信念，以及革命之后实行的消灭私有财产的公有制，中产阶层虽然没有像地主阶级那样遭受包括肉体消灭那样的“待遇”，但无论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在将自己常常并不算多的生产资料交给国家之后，也一直在接受革命带来的精神上的“洗礼”——包括承认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剥削或一种罪恶，用当时流行的语言叫“不劳而获”。

　　在那之后的近30年中，中国的工业化尤其是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毛泽东立志消灭阶级差异的决心，以及勒紧腰带建设的方针，却无法造就一个和工业化相称的中产阶级。在1976年毛去世时，中国人基本没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不过50元人民币，而农民的收入还不及这三分之一。

　　变化就出现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谁都记得，邓公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策造就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中产阶层。1985年，我还在天津南开大学读研究生。记得有一个系里的会计去劝业场购物中了万元大奖，听到喜讯晕倒在商场大厅里。消息传来，谈论的人都说，我要是有一万元就干脆不工作了。

　　我们的中产经历，就是从当“万元户”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