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闻一多的诗句中，香港和澳门是两个离家的孩子，等待归家。

　　又是邓小平，极具魅力提出的“一国两制”，照亮了在外百年的游子回家的路。

　　尽管经历了诸如金融风暴、非典等考验，回归后的港澳繁华依旧。

　　强硬姿态宣示主权

　　1982年9月2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一身蓝袍的撒切尔夫人走出大门后一直低头不语，结果在下一个阶梯时，脚下踉跄，单膝双手及地。

　　这个镜头很快被一旁的记者们记录下来，第二天世界各大媒体都在显眼位置报道了撒切尔夫人的跌倒。对于这位刚取得了马岛战争胜利的英国首相来说，无疑是此生最尴尬的时刻之一。

　　在撒切尔夫人跌倒之前，首次访华的“铁娘子”曾和邓小平有一次交锋激烈的会晤。

　　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周南回忆，撒切尔夫人一上来就要求在1997年之后继续维持英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管辖，并以威胁的口气说：“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来管治。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

　　邓小平针锋相对，称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不迟于一两年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

　　在这个日后被称为“定调子”的会见中，邓小平特别强硬地对撒切尔夫人说，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当时与会的一名中方成员说，听了这句话，对方沉默良久。

　　据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回忆录记载，当晚回到钓鱼台宾馆，撒切尔夫人对他说：“他(邓小平)这个人好冷酷无情呀！”

　　在主权问题上，邓小平不止一次的“冷酷无情”。

　　随后的中英谈判不是很顺利，英方百般阻挠，甚至要求中方不在香港驻军，理由竟然是内地离香港很近。还说万一香港受到侵略，得事先征求港府、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同意，中国军队可以暂时前往香港处理，没有任务就马上返回。

　　对此，邓小平震怒。在一次公开接见香港各界人士的时候，香港记者照完相刚要离开，邓小平叫住他们，说道：“为什么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时期可以驻军，我们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呢？必须要驻军！”

　　第二天，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打电话给周南，说邓的表态造成了港英各界极大震动，特奉政府之命紧急约见，了解中方态度。而在之后的谈判中，英方再也未提驻军问题。周南笑称，这是“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在邓小平要求的两年时间内，中英双方终就香港前途达成一致。1984年4月，英国外相贺维访问北京后抵达香港，宣布1997年之后英国放弃对香港行使主权。

　　7个月后，撒切尔夫人再次来华，出席《中英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铁娘子”在回忆录中说：“协议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的胜利，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不肯让步，而且在实力上又远远超过我们的大国打交道。”

　　1984年10月，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中英谈判像是一场“双方比赛胆量的战斗，而英国方面首先败退下来”。

　　一国两制的提出

　　和大多数香港人一样，20岁出头的蔡祖民一直关注着中英在北京的谈判。当时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的他，每天都会和同学传阅《明报》、《大公报》等香港报纸，从中了解会谈的最新进展。

　　上世纪80年代初的香港正享受着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成就，向来以专心经济不理政治著称的香港人，能在赚钱之余，抽出时间关心政治新闻，已属不易。他们想知道，香港今后的行政长官，到底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

　　由于英国在1980年发布白皮书，将持有英国护照的绝大多数香港居民列为“英国属土公民”，不再享受英国公民待遇，以防因主权转移香港人大量涌入英国，已经搞得人心惶惶。

　　1983年9月，中英第四轮会谈未取得任何成果，引发金融动荡，港币与美元汇价跌至历史最低。蔡祖民说，很多市民担心香港前途，都到银行换美元，超市的大米、食油和罐头等食品也被抢购一空，他自己就曾在汇丰银行排队5个小时，将2000元港币的奖学金换成美元。不少有能力的中产阶级则选择了移民。

　　“更多人是在观望，想看看内地是不是真的搞经济，搞改革开放，不再搞运动了。最重要的是，邓公说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能不能兑现。”和很多香港人一样，蔡祖民习惯尊称邓小平为邓公。

　　一国两制最先提出，却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就阐述了解决台湾问题要尊重台湾现实的思想。1982年初，邓小平在接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基时首次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他说：“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性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这个构想却先被香港用上了。

　　1979年，英国驻香港总督麦理浩受英国政府指示来华，并向邓小平提出，允许将在1997年“租借”到期的新界契约，改为“在英王管治此区一直有效”。对此，邓小平给予严肃拒绝，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我们将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处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

　　为了安抚香港市民的悲观情绪，邓小平在一国两制基础上，又提出了“港人治港”和“50年不变”。1983年夏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当时主管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刚刚去世，有人心存疑虑。邓小平明确告诉大家，政策不会因为廖公的去世而改变，请大家放心。

　　邓小平当时问大家：“‘九七’后香港实行资本主义还要继续多久？15年？”场内没有声音。邓小平又问：“30年？”还是没有反应。接着，邓小平伸出五个手指，提高嗓门说道：“50年？50年不变可以了吗？”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两年之后，“一国两制”被正式确立为国策，用以解决港澳台问题。

　　紫荆花开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双方又开始了新一轮艰苦曲折的谈判。但谁都明白，香港回归是大势所趋。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导演顺应形势，找香港演员参与。歌手张明敏作为第一位来到内地的香港歌星，以一曲《我的中国心》一炮走红。

　　香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被呈现在了全国观众面前。而在更多的场合，香港和香港人的身份，则是内地经济发展的榜样、老师和投资者。

　　大学毕业后的蔡祖民进入了家族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北上潮”中，他和表亲一起，将家里的玩具厂搬到了东莞。优惠的政策和廉价的成本，使得工厂规模在短短几年内翻了几番。这是当时香港制造业的典型轨迹。

　　为了更好地交流和管理，蔡祖民开始学习普通话，并娶了一个内地的女孩。不过，他的爱人起初并不愿意和他频繁返回香港，因为她不会说粤语，对于用英语和同胞甚至是男方家人交流，她感觉很别扭。

　　“九七”之前，蔡祖民的一些朋友又开始张罗移民。蔡祖民觉得没必要，从一个商人的角度，他觉得按照中央政府的政策，香港的回归倒会有更多赚钱的机会。有朋友被他劝说留了下来，也有的笑称他被“赤化”了。

　　就在蔡祖民期盼的回归即将到来时，1997年2月19日，他一直崇敬的邓公病逝。蔡祖民说，他听到消息后愣了好久，按照香港的习俗，朝北面上了三炷香。

　　周南此时已经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当晚他本已睡下，突然接到北京发来的急电，工作人员含泪连夜布置灵堂。一连几天，众多香港市民赶来吊唁，一见灵堂，有的痛哭流涕，有的在门口就下跪叩头，还有的知道邓公喜欢吸烟，便买了好烟，放在灵堂之上。

　　邓小平多次表示，希望踏上回归后的香港土地。两次南巡，他都到了深圳的口岸，凝望近在咫尺的香港。1992年，周南从香港赶到深圳，当面转达港人希望邀请邓公访港的愿望。邓小平欣然允诺，并说哪怕坐着轮椅，也要“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132天之后，飘扬了一百五十多年的米字旗缓缓降下，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在东方之珠冉冉升起。

　　中英双方的较量，直到交接的最后一刻都还在进行。

　　前外交部港澳办主任、前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王桂生大使说，关于政权交接仪式的地点安排上，英国方面希望能够安排在维多利亚港附近，中方主张在会展中心内部。最后，英方虽然同意了中方的意见，但英国自己还在港府门外搞了一个告别仪式。结果当天下着大雨，许多前去参加该仪式的人都淋得一身湿。

　　蔡祖民带着妻儿，冒雨赶到了维多利亚港。在漫天礼花中，目送了游轮“不列颠尼亚”号载着查尔斯王子和末代港督彭定康，黯然离去。

　　澳门回归

　　由于香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澳门的回归显然轻松了很多。

　　在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时，双方就已共同肯定澳门是中国领土，至于归还时间与细节将在适当时间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

　　有了与香港问题谈判经验的周南，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全程参与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四轮谈判，并于1987年3月与葡方草签了《中葡联合声明》。

　　周南说，关于收回澳门的时间，曾有过早于香港、与香港同时、晚于香港三种考虑，但最晚也须在20世纪之内收回。在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不久，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港澳国庆观礼团。他在回答澳门客人提问时首次表示：“澳门问题将会像香港一样，同一个时期，同一种方式解决。至于是早解决对香港有利，还是迟解决对香港有利，我还在考虑，现在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澳门回归的时间问题是中葡谈判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葡方在谈判中曾一度提出要求把交还澳门的时间推迟到21世纪的主张。那是1986年，周南访问葡萄牙时，葡萄牙政府突然改变了立场。周南因此在会晤葡萄牙总统后，取消了原定的参观访问计划。

　　邓小平随后明确指出，澳门问题必须在20世纪内解决，决不能把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个世纪。为此，葡国很快召开国务会议，经过4个多小时的讨论后，同意了1999年将澳门主权交还中国。

　　“这时，葡方向我们提出，希望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交还澳门。我方则表示，这太靠近新年了，何况在香港、澳门，当地居民都有过圣诞节的习惯，葡萄牙国内不是也过圣诞节吗？政权交接还是与圣诞节和新年的假期错开来为好。就这样，为了让澳门同胞过一个安安稳稳的假期，葡方最后同意了我们的主张：在圣诞节前的12月20日实现交接。”周南说。

　　由于双方的诚意，即使在澳门葡裔人士拥有双重国籍和保护澳门的葡萄牙文化特色上仍有分歧，但都让双方尊重态度和相互让步给解决了。最终，中方容许澳门葡裔自行选择国籍。结果，澳门的华人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

　　1999年的12月19日午夜，澳门文化中心花园场馆内。主权移交仪式原定23点40分开始，但因葡萄牙政府代表团四位成员未能及时上台，加上葡国总统桑帕约因患感冒，讲话超时三十秒，整个仪式延迟了两分钟。一位中方负责人事后接受采访时称，为确保在12月20日零时准时奏中国国歌、升国旗，中方司仪加快语速，国旗护旗手在尚未完成挂旗动作时，让特区护旗手提前入场，终于抢回了延误的时间。

　　澳门也回家了。

　　一家人同舟共济

　　香港回归之后的第二天，泰铢受对冲基金打击而大幅贬值，亚洲金融风暴爆发，香港亦未能幸免。10月下旬，国际热钱开始进攻香港，引发“股灾”，恒生指数暴跌。

　　时任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日后对媒体坦言，当时他压力极大，曾经在半夜睡不着觉醒来流泪。最终，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联手，杀退炒家。

　　还没等港府松一口气，禽流感和非典接踵而来。

　　蔡祖民在内地的业务交给了表亲打理，彼时已携妻儿返港，经营一家投资公司。他形容那段时间自己“焦头烂额”：“房价、股价都跌，好不容易缓过金融风暴，又来了非典，天天窝在家里不敢出门。不过，都过去了嘛，香港人有精神！”

　　蔡祖民说的这种精神，2002年朱镕基访港时，曾经用《狮子山下》的歌词提及，并以此鼓励港人迎难而上。

　　非典来临时，中央更是力挺香港，提供大量抗非典的器械和药物。

　　2003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在香港签署。就在CEPA出台一年之后，港人期盼已久的转折点出现了，香港经济开始复苏。

　　蔡祖民看好的赚钱机会终于来了，香港与内地的联系和交流直接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蔡祖民的爱人早已会说一口流利的粤语，但身在香港的她说普通话的机会却越来越多。2002年，香港政府大力推广普通话，蔡太太甚至担任过普通话补习班的老师。第二年，中国政府开通“内地居民香港自由行”，香港人逛商场的时候，很容易就能碰到操着普通话的游客。

　　同样吸引着内地游客的还有澳门。2002年，澳门政府不再发出博彩专营权，改为开放赌权，吸引了大型博彩外资进入。不少港资公司也因应澳门旅游业的发展，纷纷在澳门设立分公司，其中有地产、化妆品、便利店等行业。澳门居民回归前，最为担心的经济和治安问题，都在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下得以解决。

　　香港回归前两年，美国著名的《财富》杂志发表封面文章，预言“香港已死”，看衰香港回归后的前景。回归十年后，该杂志再次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对自己之前的鲁莽道歉，文章的标题变成了——“香港不死”。

　　面对当下再次爆发的金融风暴，蔡祖民反而显得平静。虽然他的香港公司和内地工厂资本缩水严重，但他依然和原先一样，联系客户、扩展商机。在忙碌的时候，他总是不自觉地哼起《狮子山下》——

　　“……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地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唐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