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倩串场14：

　　2008年，我对“神七”载人航天飞行的采访中，不断地接触到“归零”、“双想”这样的词汇，从决策者、领导者到每一个具体的岗位操作者，强烈的质量意识已经在航天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正因为这样，中国航天从1997年开始再没有出现过发射失败的质量问题，从1999年的“神舟一号”到2008年的“神舟7号”，中国的载人航天也进展得十分顺利。但上世纪90年代初，对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要不要上马，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刘纪原是当时主要的倡导者之一。

　　记者：您为什么对于载人航天这件事情，有这么迫切的心情？

　　刘纪原：我当时认为，航天技术的发展，要用新的工作来带动。因为从运载火箭、一般的卫星来讲，这些技术虽然不是很成熟，但基本上我们已经趟出个门路来了。那么，今后你要想更好地带动航天技术的发展，应该有个大的工程。用载人也好，航天飞机也好，是一种带动，很好的一种工程途径，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就是说，要想培养年轻人，没有工程，人员是培养不出来的。你空在那锻炼年轻人是不行的，所以，你必须通过实践，把这些年轻人带动起来。第三，航天历来都是各个高新技术的综合反映。航天技术的发展，可以带动很多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

　　记者：对这个重大问题，在立项之前有几种看法，有没有争论？

　　刘纪原：争论主要是集中在(两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像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技术、经济、时机成熟不成熟。第二个就是说，究竟走什么途径，是搞载人飞船，还是搞航天飞机，还是搞其它形式。这个争论的分歧也比较大。

　　记者：当时这个重大的问题是谁做的策划？

　　刘纪原：我认为是两个地方在做研究。一个就是原来863，有专家组，组织了一帮专家，在反复论证究竟怎么搞？其次，我认为，我们作为航天工业部，有责任有义务开展这个论证。所以我们党组同意组织论证小组，我是组长，还有两个副组长，专门找了一帮人，集中起来论证，同时有我们当时的一院、五院、八院几个单位，自己做方案。你认为，要搞个什么，比如说一院，你的运载火箭怎么搞，五院你的飞船怎么搞，都在论证，论证完了以后，我们再汇总，然后再和863的专家组来沟通。沟通完了以后，大家得出来的认识一致。

　　董倩串场15：

　　众所周知，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也被称为“921工程”，之所以会以 “921”命名，是因为1992年的9月21号，在中南海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命运。

　　记者： 1992年9月21号那次重要的常委会，您有没有去参加。

　　刘纪原：我列席了，我和林部长代表航天列席的，还有国防科工委的丁衡高和沈荣骏。后来把宋健同志也请去了。

　　记者：当时通知您去参加这个会的时候，您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会吗？要决定什么重要的事情？

　　刘纪原：知道，就是要决策这个究竟上不上。我估计肯定会上，因为李鹏的几次中央专委会都已经一步一步把关通过了，而且整个这个工程，是非常科学民主的。每一步的论证，都是经过充分论证、充分的实践最后一步一步走下来的。所以，你说从1992年开始，到上天，到现在的神七飞行，每一次都是圆满成功，这和我们在研制过程中，严格按照科学民主，发扬民主，严格把关一步步走下来，非常有关系。

　　记者：那次会议给您留下的印象深吗？

　　刘纪原：留下印象就是常委们，中央政治局态度非常坚决。要搞，要蒙着脑袋干，不要讲。如果经济有困难，中央的决心很大，动用国库都要来支持这个事情。

　　董倩串场16：

　　从1999年11月20日到2008年9月28日，神舟飞船经历了七次启程和返航，每一次，我们的心情都激动不已，而作为载人航天工程的倡导者和第一任副总指挥，刘纪原次次都是魂牵梦绕。他和航天人一起屏住呼吸，一起承受剧烈的心跳，一起欢呼庆贺胜利。

　　记者：神七发射，回归你是在什么地方看的？

　　刘纪原：电视。

　　记者：您看的心情，跟我们普通外人看，恐怕不会一样吧？

　　刘纪原：当然了，我想外面人看热闹的多。因为终究参与过这个活动的人，心里面担心还是有，特别是第一次出舱活动，还是比较紧张的。

　　记者：从神舟系列开始，每一次往前走的这一步一步，你会不会想起来，自己为这条路，一开始奠基铺路时候，做的那些事情？

　　刘纪原：就我刚才讲的，除了上面以外，我认为科学民主起了很大作用。就是你论证这个东西的时候，要充分发扬民主，然后每个阶段，你要有严格的质量把关措施，那么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一步步走过来。而且，我认为这个步子，比国外的步子迈得要大。因为一个人上去，马上接着就是两个人，三个人。这个步子是迈得很大的，而且是很稳健的。

　　记者：您有时候会不会想起来，就是在1986年的时候，我们跟休斯公司，第一次谈判拿了一张纸，就去谈，那种当时的那种仓促上阵的样子，很今天我们可以很镇定的，很大气的谈未来航天发展的时候，这十几年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

　　刘纪原：一个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大的环境对我们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如何适应这样快速的发展，影响非常大。第二个就是航天历来都是要走自己的路，国外的经验需要借鉴，就是聂老总也开始讲的，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但是，你必须要自力更生，所以我们现在一步步走下来，基本上是这么一套路走下来。而且每一步，我认为还是走得比较扎实的。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条路走得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也好，国际上也好，这个高新技术，现在这么迅猛发展，我们要继续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当今高科技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走出我们自己的特色来，我认为我们这里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自己走过来的话，和国际上的路差不多，一个大的工程项目，从构思到设计到实现，大概要二十年左右。我们自己也是这样，那么，你现在要想瞄准二三十年以后，你现在就得起步，否则你还是跟不上。

　　董倩串场17：

　　不论对于我，还是对于我的采访对象刘纪原来说，改革开放30年都是一段漫长的个人记忆，可对于中国航天事业的改革来说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在我的访问中，退休了的刘纪原又将目光投向了下一个30年，并且寄语航天人从现在就要开始起步。我从中读到了一位曾亲身参与中国航天事业改革的决策者心中殷切的希望，而我也相信，随着“长征火箭商业发射”、 “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等一系列重大航天工程项目的成功，中国的航天事业将在改革者关注的目光中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