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倩串场9：

　　也许是胸有成竹的一种表现，也许是一种中方刻意的安排，1990年的6月29号，比合同约定的时间还提前了一天，中国第一枚“长2捆”大推力火箭竖立在了西昌卫星发射场上。但因为“长2捆”火箭刚研制出来，一些突然出现的技术故障导致试验发射时间一再推迟，而忙于解决问题的航天人没有想到一场灾难竟然在随后降临。7月12号，“长 2捆”火箭四个助推器上的脉动压力传感器出现燃料渗漏，在组织抢险的过程中，工人师傅魏文举不幸中毒牺牲，其他抢险队员也因为中毒被送入医院抢救，这场灾难让整个发射场都笼罩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记者：您当时看到牺牲，包括伤亡这种情况，您当时心里的压力是什么？

　　刘纪原：的确是很可惜。火箭发射场和医院距离很远，路上要走两个多小时。我一个晚上跑了三趟。

　　记者：为什么呢？

　　刘纪原：有伤员，有重病号。感到这个人要不行了还得赶快过去，因为人家是为了现场做出来的牺牲。而且老实讲，我们那个总指挥，还有王永志都躺到床上了，等于那个时候，我算现场指挥了。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情况，大家慢慢把情绪稳定住，最关键的是上级来调查的时候。出了问题以后，当时就有两种说法了。一种说，你本来就是一个冒险。

　　记者：这是美国人的看法，还是我们自己内部的看法？

　　刘纪原：外国人报道，国内也有人。结论就是说，打成了是侥幸，打不成是必然。只有一条路，把它拉回去。

　　记者：拉哪儿去呢？

　　刘纪原：拉回去就等于不干了，(当时)争论非常激烈。

　　记者：我们有句俗话叫“开弓没有回头箭”。那为什么在火箭发射的这个问题上，却反复争执？

　　刘纪原：主要就是因为人的牺牲，可能影响很大。认为提那个(长2捆)太不成熟了。当然，最后又派了领导来座谈，一个一个审，有没有把握，审的最后结果，问我的意见，我说没有问题，打。因为大家辛辛苦苦搞了18个月，出了这么一个事情，就要撤回去，让人心里是很难接受的。

　　董倩串场10：

　　4天之后的7月16号，“长2捆”火箭终于成功地飞向太空，顺利完成了试验发射，我无法猜测航天人是怎样熬过这4天的，但我看到了当时的资料画面，他们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用这首歌来为自己加油打气，直到实现预定的目标。

　　但坎坷似乎注定伴随着中国航天人，1992年3月，当“长2捆”火箭正式发射澳星，所有的人都期待着为中国火箭欢呼的时候，航天人不得不再一次面对打击。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火箭发动机的紧急关机，“长2捆”火箭及其搭载的澳星都保留了下来，可这次发射算不算失败又在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引起了争端。如果定义为失败，国际保险公司就得进行巨额赔偿，而刚刚亮相的“长2捆”火箭就会在质疑声中被淘汰出国际市场。

　　记者：(这次发射)是等于失败吗？

　　刘纪原：不等于失败，是等于没成功。

　　记者：没成功和失败有什么区别？

　　刘纪原：失败就应该是箭、星全毁掉了，可我这次什么都保留了，卫星也完整保留了，火箭也保留了。

　　记者：虽然不是失败，但没有成功意味着什么呢？

　　刘纪原：意味着需要打官司了。

　　记者：跟谁打？

　　刘纪原：保险公司。因为这个要保险，这算不算你保险的范围，所以也就带来保险界一个新的认识。

　　记者：就是国内的保险界，还是国外的？

　　刘纪原：国外的。保险过去只有起飞和没起飞。我现在，又起又没起，这段谁来保。以后所有保险公司都包括这个的，这就是一个过去没有发生过的空白。所以国际上认为中国的紧急关机能力很强。实际上，我们这套关机是不错，没有起来自动关机，就没有造成很大的后患。如果不关机，那就很难设想了。自己的火箭、卫星都得倒下来，而且可能把发射塔架毁掉。

　　记者：跟保险公司打的是商业上的官司。那跟休斯公司？

　　刘纪原：休斯也承认，这个东西有保险，因为第一发(试验)我已经兑现了，虽然是正式发射，一样有可能成，也可能不成吗。这个东西，如果失败了，是保险公司赔偿，而休斯公司，只是把时间丢掉了，但是经济上来讲他没受损失。

　　记者：时间有的时候就是经济损失？

　　刘纪原：但有合同，(况且)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董倩串场11：

　　航天的高风险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最后，美国休斯公司和中方进行协商，将这次发射定义为发射中止，这样国际保险公司可以继续为其担保，中美双方又能获得一次再发射的机会。可是，刘纪原还是主动向上级写了检查。

　　记者：您自己写检查，怎么写呢？

　　刘纪原：就是讲工作，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大家也都很努力，但是问题还是发生了，请求组织上给处分。我是写给党组报中央的，林部长看了我的信以后，他又写了一段，意思就是对我是一种鼓励，说工作还是很努力的，但出了问题，他要负领导责任。

　　记者：您写完这个检讨之后，您等待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处罚？

　　刘纪原：我也没过多想组织上准备怎么处理，反正我认为，我该说的都说了。

　　记者：您当时有没有心里还是有一股坚持，我还是要继续发射，虽然这次没有成功，我下次还能成功？

　　刘纪原：信上写的有这个意思。但是这个不由我了，你想干，如果组织上说你不用了。但是我想，最多就是说不让干了，其它的我估计不会有什么。

　　记者：那不让干了，能干什么呢？当时有没有打算？

　　刘纪原：没有。

　　记者：那实际上还是想干？

　　刘纪原：干了一辈子，就为这么个问题。(针对这封信)江泽民有个批示，就是说主要是总结经验，把后面的工作继续做好。李鹏的批示也说，现在不是谈处分的时候，主要是把工作做好，查清原因。等于心里就很踏实了，处分的问题，现在是不会提了，所以主要是把现在的工作做好。

　　记者：对您来说那个时候，处分不处分不在意，关键在意的是能不能让我继续干下去？

　　刘纪原：是。查到问题以后，连夜坐飞机回去，都没休息，就直接到北京我们的招待所里面，坐下来，大家分析原因。第二天就开讨论会，也就是在这个会上，林部长宣布了江泽民和李鹏的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