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倩串场4：

　　这并不是中国航天人的突发奇想，就在1984年的4月8号，中国用自行研制的“长征3号”火箭成功地将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送入了太空，“长征3号”火箭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大推力、多用途的三级火箭，可此时它却“养在深闺人未知”，凭着对长征火箭技术的那份自信，刘纪原觉得中国的火箭应该到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上去闯一闯。

　　记者：那么我们怎么去跟这个世界市场去衔接的，我们怎么走进这个市场？

　　刘纪原：有了这么个机会以后，我们首先组织了一个10人小组。

　　记者：这10人小组是怎么回事？

　　刘纪原：这10人小组干什么呢？就是你光有想法，国际上认可不认可？所以要组织10个人到国际上去调查研究。就是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运载火箭推出去，这10人小组就这么起因的。我受党组委托，领导10人小组。

　　记者：那这10个人去哪儿，做什么？

　　刘纪原：主要是美国，到美国去找这些需求，(需要)火箭的卫星公司，比如说休斯、劳拉这些公司去调查研究。

　　记者：那人家接应不接应咱们？

　　刘纪原：一开始他们很傲慢，但是多次交往，讲清楚以后，那他们还是(态度好多了)，因为他有商业上的需求。但是对中国火箭的信心和能力，他们是很不了解的。那么经过这10人小组调查研究回来以后，认为有这个可能。

　　记者：您当时的意见是什么？

　　刘纪原：我当时的意见就是同意，这个事儿要赶快报。所以我们正式向国防科工委汇报了，国防科工委又正式给国务院、中央军委打了报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1986年就批了。其中很明确的一条，就是(说这是)国家的形象工程，要全国各部门全力支持。

　　记者：把这个对外承包发射，变成了国家形象工程？

　　刘纪原：我记得当时，刘华清同志在外交部做了很多工作。据我了解，小平同志也过问过，给当时美国的国防部长温伯格都打电话讲这个事情，然后张爱萍同志又给国防部长面谈，提到这个事情。所以这些事情，中国的运载火箭要走向国际市场，没有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和全国的支持，我们是走不出去。

　　董倩串场5：

　　就在中国火箭试图走向国际市场的 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成为那一年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位女教师走进航天飞机时的摆手微笑，而航天飞机在升空后不久，突然发生爆炸，七个鲜活的生命在烈火中瞬间消失，人们在面对这场灾难时惊愕的表情还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和同学们很长时间都在议论这件事。后来我又从广播中听到了，美国的“大力神”火箭、“德尔塔”火箭、法国的阿里安火箭都相继失事，1986年成为国际航天界的“黑色灾难年”。

　　记者：当时面临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你们是怎么分析的？

　　刘纪原：这个时候，美国有大量的应用卫星需要发射，可没有运载工具。美国在研制中间，我认为它有一个漏洞，它把力量集中放在航天飞机上，把运载火箭的力量削弱了。所以这么多卫星要打，缺这个运载火箭。恰好那个时候，如果用我们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打当时它那个容量，叫376卫星的，正好能够匹配。

　　记者：当时是互相都在寻找，还是说我们在寻找？

　　刘纪原：主要还是我们(在寻找)。那个时候，美国人对中国的情况，虽然知道一些，但是详细的情况，他们并不熟悉，而且他们有点不敢相信。他们来看我们的总装厂，让他们来看的时候，他说，你们对我们保密，那哪是总装厂，那是个仓库。这就是对我们中国的东西的估计，实际上那就是我们的总装厂，不是仓库。所以他对我们的情况是很不了解的。还有一个难点，我们要进入国际市场，国际上这套规范、规则、保险我们不熟悉。

　　记者：您指的是商业规则？

　　刘纪原：商业规则，因为你要进到他那里面去，就得遇到这一套国际上(的规则)，人家是发展了多少年，成熟的东西。我可以举例子：我们一开始搞东方红三号卫星的时候，我们是和德国合作，主要是在管理层面上的合作，人家企业论证报告都是一摞一摞的。这个就交给我们作为一个工程研究的话，你都需要干些什么程序，这个是我们完全通过国际合作了解到的。再一个就是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挠，美国政府认为，这是一个高技术。如果是把国外的卫星挪到中国来，会让中国窃取国外卫星的技术。所以他要设法来阻止。

　　记者：那你们怎么办？

　　刘纪原：我们就在国家外交部，当时还有国防科工委支持下，组织谈判代表团，给他承诺：卫星运到中国，相当于是过境，就如你的飞机，到了中国，入关我们也不检查。然后，你把它运到靶场，运到靶场以后，由你们把它放到卫星厂房。你把厂房封闭起来，你的人员在里面，独立地进行操作。都弄好了以后，再把卫星装在我们的火箭上，送到靶场来发射。所谓你认为你的技术秘密，我们根本就不沾。

　　董倩串场6：

　　第一次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的尝试让人兴奋不已，而这一次发射竟然异常顺利。1990年4月7号，“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亚洲一号”卫星成功送上太空，中国火箭从此开始了商业发射的历史。品尝到成功喜悦的航天人并不满足，他们看到了当时国际上第二代大型通讯卫星的运载需求。为了拓展市场，刘纪原和他的同事将目光锁定在“长2捆”新型运载火箭上。

　　记者：我们看上的第一个目标是什么？

　　刘纪原：当时我们瞄准的就是这个澳星。去谈判的时候拿着几张纸，人家都笑我们，就这么能谈判。

　　记者：那应该拿什么？

　　刘纪原：应当拿完整的报告，可行性报告，完整的产品的性能介绍，人家看了以后才能够评价，我用不用你。

　　记者：我们拿着这张纸是跟谁去谈？

　　刘纪原：和美国休斯公司，因为这个卫星制造商是休斯公司。

　　记者：所以休斯公司肯定觉得咱们很奇怪，就几张纸就来了。

　　刘纪原：当时这样情况，人家没法谈。所以我们，就指长2捆这一件事情，(在国外)转了一圈回来以后，当然就长了知识了，我们就开始启动国内的事情了。那就要加快研制，设计等等，最后真正要搞这样的工程，还得要国家认可，国家不认可，资金从哪来。因为我管财务和计划，我只能从别的地方，经过甘子玉同志同意，支了两千万来开展课题研究。

　　董倩串场7：

　　尽管“长2捆”火箭还处于课题研究的阶段，但中国火箭相对低廉的商业发射价格，仍然对美国休斯公司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经过多轮艰苦的谈判之后，美方与中方正式签订了发射合同。可这份合同的签订并没有让人松下一口气，因为中方必须在1990年6月30号之前，保证“长2捆”火箭有一次试验发射，否则美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对中方罚款100万美元。“长2捆”火箭能如期研制出来并按合同要求进行试验发射吗？当时谁的心里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刘纪原：我们在南苑开过一个会议，他们把这个会议叫做我们航天史上很重要的一次会议，就是两派。一派认为我有把握，我一定能做出来。当然包括王永志，他当时是一院的院长。还有一派认为风险太大，一旦做不出来，不仅丢了航天人，国家的信誉也没了，甚至有人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敢定吗？辩论得非常激烈。

　　记者：您是哪派？

　　刘纪原：我当然是主张要干了。所以最后的结果，我们认为还是要干，风险是有一定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工作做好，风险是可以降低的。

　　记者：当时可是如果干不成的话，是又丢人，又赔钱。

　　刘纪原：如果干脆不启动，那也就是长2捆就没有了。

　　记者：也不丢人，也不赔钱。

　　刘纪原：这当然后续再说了，最后结果，就上到国家了。

　　记者：是上不上这个项目，已经上到国家了？

　　刘纪原：反对的人的意见呢，我认为，他也是出自于爱国。这么大的事情，您弄不上你不丢人吗？他是从国家这个角度考虑，不完全是从个人考虑。那么主张的人，我认为他也是爱国，而且他有他的理由，我相信这个东西，有困难但是可以做出来。后来是姚依林副总理，讲了一句话，就是他支持。他认为美国的要求是苛刻，但是要想进入美国市场，就必须要闯这道关。只要你进去了，你后面就好办了。他举了一个纺织品的例子，中国的纺织品一开始进入美国市场也是很难的，但是一旦我进去了，那我就自由了。

　　董倩串场8：

　　用“长2捆”火箭发射澳星的任务最终得到了国家的支持，这时，距离合同约定的试验发射时间只剩下18个月，而且国家不为此拨一分钱的专款，“长2捆”火箭的研制及发射费用都由航空航天部自行解决，这时的刘纪原，不仅承担着国际商业合同的压力，还要迅速解决贷款的难题。

　　记者：怎么贷？跟谁贷？

　　刘纪原：国家有一个科技贷款银行，用科技的形式贷款。

　　记者：是您提出来贷款的意见？

　　刘纪原：最早我在汇报的时候讲没钱，也早就知道主管部门没钱，但是我说，没钱我们贷款。贷款加利息就4亿(人民币)，研制这样一个长2捆火箭就足够了，当时我们预算下来，如果我们打成功，拿到五个合同，这个款就可以还上了，它也不是空想的。因为明白着世界上有多少卫星需要用我们这个火箭。所以我们预测，拿到六个合同，打成五个，第一个不算，就可以把成本收回来。

　　记者：也就是说，您当时做出这样计算，是因为对形势有一个非常清醒的判断？

　　刘纪原：所以很快就办了贷款手续。钱有了，我们就开展了研制，包括基础设施，振动塔、发动机，还有好多东西，就全面铺开了。

　　记者：当时这个形势，就框得死死的，钱就是4亿人民币，时间就是18个月。

　　刘纪原：对。老实讲，老同志反对说你们18个月(研制出长2捆)，但是实际上这个捆绑火箭的技术有基础。实际上航天部成立不久，对这个捆绑火箭，技术上就开始研究了。因为它总要不断扩大它的运载能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加粗加长。一个办法就是捆上若干个。同样可以起到加大运载能力的措施，只不过是接受任务以后，还没有开展真正设计，要拿出东西来，而且就18个月，当时部里面就动员起来全力以赴加班加点。(硬是)把原来要订货的东西，一年到一年半的周期，三个月之内98%全拿到手了。所以小平讲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体现得非常明显。

　　记者：那您在整个研发过程中，您是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刘纪原：我就是一个总协调吧，代表部里面来协调进度、质量怎么管理、基础建设、保障条件。主要是在管理方面的工作。

　　记者：您心里有没有谱，18个月能不能研制出来？

　　刘纪原：我也冒着很大风险，但是我就在研制一线、设计一线了解情况，所以心里面还是有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