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湖北省大冶市一位民警身着便装在东风路,机警地搜寻着小偷的身影。据悉,这是湖北大冶市公安局为了增强民警保护民生的意识,要求61名拟提拔的男民警,每人必须在2009年元旦节前抓获一名小偷;5名拟提拔的女民警必须化解一起信访案件,否则,其任期顺延。(12月11日《新京报》)

　　在以人为本、执法文明等现代法治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这种要求民警要想提干必先抓到小偷的指标化考核方式,不符合民警办案的客观规律与现实情况。

　　小偷猖獗的社会影响固然很不好,但小偷能不能抓到,由谁抓到,何时抓到,其中难免会有一些偶然性、职务分工等方面的因素。要知道,如今不同警种之间有着各不相同的具体分工。一般而言,如今更多的是由专业反扒小组负责现场抓捕小偷,而不是所有的民警都具有现场抓小偷的能力与职务必要。而如果一股脑儿要求所有想要提干的民警都上街抓小偷,不仅会打乱原先正常的行政分工,只怕也难免让某些急于提干却不具备过硬抓捕技能的民警增加人身安全风险。

　　同时,如果小偷们通过媒体报道以及其他各种渠道,提前知道了有关方面的这个举措,自我规避一段时间,那是不是意味着当地那些需要提干的民警就要集体歇菜了?更让人担心的是,如果过了紧急提干的风头,那些小偷们再出来作乱,当地的治安环境只怕还是得不到有效的改善。

　　为此,如果有关方面不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一味推行一种硬性的指标化考核方式,只怕很容易在具体操作层面陷入异化。

　　无数事实已证明,无论是塑造良好的警务作风,还是营造更为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不仅需要一些临时性的整治措施,更需要一种日常化、常态化的治理机制。因此,如果基层公安部门能严格落实执行日常的治安服务管理工作,那么,就不需要像今天这样,通过一种明显有些僵硬与异化的考核方式,企图实现治安好转和社会稳定的目的。

　　江子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