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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限制警察，慎用暴力，限制他们职业性的不信任他人从而造成对于他人的侵犯，这是首先需要严谨考虑的。这也不能仅仅通过教育，而需要有一些看得见的手段、机构，来避免警察使用不正当的暴力

　　文/崔卫平

　　先生不事夸张、慢条斯理说出来的故事，经常吓我一大跳。这几天他说到，自己年轻时候也遭遇过警察的殴打。

　　当时他十五六岁，迷上了武侠小说，但其父甚严，绝对不会允许儿子读这种东西。于是他只好偷偷跑到公园里躲起来读。香港的公园里有亭子、有灯，他在那里流连忘返，乐不思蜀。

　　一天晚上八九点钟，当他迷迷糊糊地走在街边，满脑子古龙的“孤城”“吹雪”“余恨”“别离”，不幸发生了——迎面过来几个警察盘问他，并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把水果刀。问这是干什么的？答曰：削水果啊。警察不信，几个人上来将他带到警署，饱受了一顿老拳。结果是爸爸妈妈来了将他领回去。

　　谈论不是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放松了来看，即暂时撇开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角度。

　　不难体会，任何一个毕生从未有过害人念头的人，遇到这种盘查，都会十分恼火。他或许也会理直气壮地问一句：街上那么多人，为什么单单要盘问我？再问一句：为什么不相信我所说的水果刀的用处？你们凭什么要怀疑我？

　　悲剧正是从不信任开始的。这种不信任，与其说来自国家制度，不如说来自警察本身的工作性质，并由这项工作造成的“警察的人性”。

　　当警察站在街角，与我们常人不一样的是，他就是在“找茬”，在力图找出某个可能的、潜藏的嫌疑犯。他们长期以来就是接受的这种训练，如果能够将自己的眼睛训练得如鹰似犬，那是他们的职业自豪与成就。

　　这一点是我们常人难以体会的，他们的思路与我们不一样，那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位置与角色与我们不一样。在街上我们是怀着完全放松的心情，而他们正处于警觉之中。一个十分放松的人遇上了一个高度警觉的人，一个以为满眼都是朋友的人，遇上了一个认为四下都是敌人的人，那是驴头不对马嘴，不能指望有一点共同语言。

　　警察当然有他所属的公务，人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称职，担负起保卫人民和平生活的光荣职责。如果不是出于和平生活的渴望，那么是不需要有这种穿制服的人在身边晃来晃去的。在建立及维护和平生活这个根本目标上，警察的意图与人民应该是一致的，所以人民必须容忍警察。事实上，也是人民(纳税人)自己出钱养着警察，指望他们保护自己。

　　人民不能容忍的是，原来的保护者成了侵犯者，甚至成了他们和平生活的威胁和挑战者。当警察没有任何证据将人暴打一顿，这就超出了他们自身的权限，不属于警察的职守。如果是“因为”某位被调查的行人他“态度不好”“拒不配合”，就特别对其大展拳脚，那便是个人泄愤，这本身构成了违法行为。

　　这种情况非常有可能发生，近年来人们也见得比较多。站在那里的警察他仍然是一个普通人，不可能他身上套一身制服，往路边上一站，就从人性及其弱点、黑暗中逃脱了，成为至高无上的，无懈可击的。

　　那么怎么办？需要对警察本身作出约束，而且是更加严厉的约束。因为警察本身属于国家机器，他手中的电棒、警棍表明，他正在掌握着权力，他这一棒子打下来，其分量，比两个街上行人之间打架要重得不可比拟。由警察引起的冲突，比起民众本身的冲突，严重性也不可比拟。

　　因此，如何限制警察，慎用暴力，限制他们职业性的不信任他人从而造成对于他人的侵犯，这是首先需要严谨考虑的。这也不能仅仅通过教育，而需要有一些看得见的手段、机构，来避免警察使用不正当的暴力。

　　年轻人在街头遭遇警察暴力的事情，在香港近些年来少了许多，那是因为后来香港有了面向社会的警察执法监督机制，如果人们遇上了使用不当暴力的不良警察，马上可以举报，经过调查情况属实，就会撤掉这个警察的职务。

　　这样，当警察面临人群紧张地搜寻猎物的同时，也有一双眼睛在不远处盯着他本人，也让他受到处于约束和管制之下，让他同样有所惧有所忌有所不为。如果我们能够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得到一些教训，那么所付出的代价也就不会白白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