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抓回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记者调查发现，在新泰，因上访而被送进精神病院者不是个别。家属反映，政府不经家属同意甚至未通知家人，便送上访者入院，而当事者坚称自己没病。

　　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在与有关方面博弈时，他们的力量和话语权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公权力的介入，则使得博弈双方的力量失衡更为加剧，弱势的一方更为弱势，既有的权利也遭到遮蔽和肢解。孙法武挣扎多年的结果是儿子被砍，自己被送进精神病院，即是惨痛例证。政府扮演的角色本应该是弱势群体的“保护者”，现实中却驶向了相反的方向。我们看到，一些基层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或个人利益，借助公权力间接或直接掠夺国家资源，却由群众承担因此带来的拆迁成本、失地成本、环境成本等。等到矛盾激化时，再运用公权力强制处置，由此又要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和政府信用成本。当群众以非常手段抗争演变成群体性事件的时候，又让中央来埋单，这样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希望地方执政者敬畏法律，上访者成为“精神病”的事情不再发生。(刘永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