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体报道，国家公务员局接连出台“规章制度”，分别对公务员任职定级、培训、奖励、考核作出规范，其中明文规定，连续两年考核不称职者将被辞退。而国家公务员局很快声明，这是一个乌龙事件，因为14项相关制度早已实施，现在只是上网而已。

　　事属乌龙，但公众反应有深意。有关公务员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引来社会关注，人们总将它跟切身利益相联系。在人们看来，公务员是掌握权力的一类人，在目前对权力制约效力不彰的情况下，他们天然具有自利倾向。

　　比如，日前国家发改委人士透露，计划大面积提高工资，公众马上警惕起来，担心在政府文件主导下，“大范围”没涨工资，倒是公务员自己的工资先涨了。再拿公务员“退出机制”来说，虽说是媒体弄出的一个乌龙，但民间接住这个“乌龙球”，很认真地搞了一通“沙盘推演”。

　　人们的担忧并非多余，现实确实呈现了制度安排上的漏洞，形成公共政治生活的某些弊端。其实我们不缺制度，以各种文件、规定、条例等形式出现的制度叠床架屋，被有关部门一遍遍重申着。但制度被人情、传统、习惯和潜规则架空了，被现实政治产生的各种应时之需“暂停”了。而“应时之需”层出不穷，也不会有停止的那一天，制度大概也会被束之高阁下去。

　　如果承认政治是一门学问，有规律可循，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能够找到“科学方法”，解决一些现实政治的问题。胡锦涛在十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必须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人民民主就是对付官僚主义、官僚习气的一个“科学方法”，它可以对官员形成有效压力，使他们超越政治私利和个人专断，按制度办事。

　　如果承认政治是一门学问，我们就应当学习先进的政治制度，借鉴其“科学方法”，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在一些历史悠久的制度安排中，人民主权对公权力形成监督与制约，权力部门之间存在相互制衡。而在政府内部，存在公务员与民选官员、政治任命官员的分野，两者相互制约。官员是决策者，而公务员作为执行者并不掌握真正的权力，而只是服务。

　　两相对照我们发现，我国公务员队伍既包括执行者，也包括政治决策者，公务员职业化特点不够鲜明。由于决策者与执行者不分，一旦决策失误，反而是公务员出来担责，而社会不满也向公务员队伍发泄，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伦理的不公。一种好的制度安排应当是，决策失误由决策者承担，而公务员超然于政治纷扰之外，专注于自己的“分内之事”，以职业化执行能力见用。

　　自然，政治总是体现为现实政治，目前我国的公务员制度自有其如此安排的理由。但制度没有“完成时”，它总是要根据现实需要作出调整，这就决定了制度永远是开放的，它等着我们去“建立健全”。别人觉得好用的制度，我们不必照搬照抄，但作为一种参照系，总可以为我所用；作为一种“文明资源”，总可以为我所用。(本报评论员 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