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今年以来发生的一些重大安全事故，我们发现“瞒报”这个字眼显得尤为突出。无论是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还是重大矿难等等，瞒报这一恶劣行为都贯穿其中。瞒报，在充斥着媒体版面的同时，也在刺痛着国人的神经，拷问着体制的弊端。

　　“瞒报”怪相在官场频频发生

　　镜头一：因为奶粉里添加了三聚氰胺，数以万计的肾结石幼儿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也让多少个无辜的家庭欲哭无泪，备受煎熬。本可以早发现、早处理的问题，却因为地方政府的瞒报演变成举国震惊的重大安全事故。据悉，8月2日，石家庄市政府领导就接到有关报告，但直到9月9日，才向河北省政府报告。

　　镜头二：7月14日，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李家洼煤矿新井发生特别重大炸药燃烧事故，造成35人死亡。事故发生后，矿主恶意瞒报事故，将遇难矿工遗体秘密转运至山西省广灵县和河北省阳原县进行处理，封闭井口，拆除井架，破坏现场。为达到封锁消息的目的，还以高额赔偿遇难者家属、收买部分记者等手段，进一步实施隐瞒。

　　镜头三：8月1日，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娄烦县寺沟村的太原钢铁集团尖山铁矿发生滑坡，将寺沟村部分房屋、村民掩埋。从8月1日到9月17日，当地政府上报的遇难人数一直为11人。9月17日，国务院领导看到一位记者在博客中提供的举报材料，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调查核实。从9月22日至29日，短短一周，国务院核查指导组就查明死亡失踪45人。而这起当初被认为是自然灾害引发的事故，随后被定性为重大责任事故。

　　在一系列瞒报事件中，我们发现有几个特点：一是瞒报不再仅仅是当事人的个体行为，而是呈现出一定的组织性和网络化。比如在蔚县李家洼煤矿矿难事故中，一些领导干部组织、参与了瞒报。有的甚至还组织所谓的调查组，搞假调查，弄假材料，写假报告，以欺骗上级。在上级有关部门组织核查时，县、镇有关干部故意回避事故井，转移视线，提供虚假材料，企图贿赂核查人员，封锁消息。二是在事故发生后，瞒报成为一些官员的习惯性思维和下意识选择。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积极采取措施，有效解决问题，而是想方设法“捂盖子”。三是瞒报心态呈现扩大化趋势。这种心态不仅在私人矿主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而且也体现于一些领导干部身上。比如，因李家洼矿难被立案调查的就有河北省蔚县县委书记李宏兴、县长祁建华，河北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张家口分局副局长王建勇等22人被移送检察机关。在“三鹿奶粉”事件中，石家庄市已有6名主要官员被免职，这其中有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冀纯堂等。

　　明知“利剑高悬”，为何偏偏铤而走险

　　事故瞒报一直是政府部门打击的重点。对待瞒报问题，政府的态度历来是明确的，制定了一系列办法和措施，而且在法律上的处罚也愈加严厉。比如去年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中，在139条里就专门设立了瞒报事故罪，增加了一个罪种。对瞒报情节比较严重的，在刑事责任追究上也非常严厉。另外，有关部门制定的党纪政纪追究的有关规定里面，都有对参与瞒报人员的具体处理规定。

　　可以说，针对瞒报问题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这些党纪国法成为高悬在瞒报者头顶的利剑。在各种力量的“高压”下，一些瞒报事故被揭露，一批当事人和责任人被追究，有的甚至受到了刑事处罚。然而利剑高悬，却依然有人“前赴后继”，不惜铤而走险，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金钱的诱惑成为某些私人矿主选择瞒报的最大诱因。一个陈姓矿主曾私下对记者描述“解决问题”的方式：先了解事故中死亡的人数，如果只有几个人，那么就按照每人50万元的标准把钱塞给家属作为“封口费”。但事实上，只要有大的煤矿安全事故，就不会是几个人伤亡的问题。因此煤老板们实在瞒不住了就尽量少报，以减轻责任。碰上非要曝光的家属，他们甚至会用非正常手段解决——花更多的钱摆平，或者用暴力。因为，只要矿山不被查封，这些费用几天就可以收回。

　　如果我们把各种事故的瞒报假设成为一个“食物链”的话，我们就可以描绘出这样一条利益链：发生事故的矿主——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矿主参与事故的瞒报可以使自己获得最大的金钱收益；监管部门参与瞒报谎报是为了避免暴露他们的监管不作为，从而免除责任追究；有些地方政府官员参与其中是因为担心被追究领导责任，个人仕途与前程因此受到影响。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员早已参与了“黑金交易”，个人有腐败行为，与矿老板绑在了一辆“战车”上。因此事故发生后，他们为了自保，除了沆瀣一气进行瞒报外别无其他选择。

　　据报道，一名基层安监工作人员曾对瞒报作出过这样的回答：出了事上报了要处理，瞒报被发现了也要处理。但瞒报一旦侥幸“成功”，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近一个时期行政问责越来越严，一起事故会影响地方官员“一大串”，所以瞒报自然成为一些事故单位和地方官员的首选。

　　对此，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说，因为制裁瞒报的措施没有真正落实，对那些瞒报者，责任追究的力度还不够大，才使他们有一种侥幸心理。黄毅说：“还是应该继续加大惩治瞒报事故责任者的力度，该重判的要重判，使他们不敢瞒。瞒报的成本应该比事故造成损失的成本还要高，应该形成这么一种机制，使瞒报者不敢顶风而上。”

　　创造宽松舆论环境，杜绝瞒报须多管齐下

　　可以说，在揭露事故瞒报的过程中，新闻媒体发挥了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如山西娄烦尖山铁矿瞒报事故就是由于记者的揭发而被重视的。10月7日，河北省代省长胡春华针对蔚县李家洼煤矿重大矿难瞒报事故指出，杜绝瞒报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和监督作用，树立正面典型，曝光反面案例，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彰显了中国建立透明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决心。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地方官员观念根本没有转变过来。一旦出现负面新闻，有些地方政府就千方百计地遮掩问题，拼命“捂盖子”。据石家庄市政府发言人说，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市政府最早在8月2日就得知三鹿奶粉的问题。当时，三鹿集团向市政府求助，“请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给企业召回存在问题产品创造一个良好环境，避免此时炒作给社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政府出来管制媒体，当地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责就难以发挥。事实上，现行的一些体制弊端和利益纠葛，有时让记者的采访困难重重，甚至要冒巨大的风险。有记者大倒苦水：“摆平记者的人比记者还多，甚至比记者下手还早。”

　　因此，如何创造更宽松合理的媒体监督环境，成为各方面亟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孙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