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反腐败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反腐败的目标设定到反腐败的基本思路，都更加客观、更加务实。

　　党中央历来十分重视反腐败斗争。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当时“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就提出要开展“反腐败斗争”，彻底铲除腐败。应该承认：上述反腐目标没有如期实现，根本原因是我们对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存在“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

　　十三大以后，我们党对反腐败形势的认识逐渐清醒了，目标也开始符合实际。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表述是“清除党内腐败现象”。同时指出：“党内不正之风仍然严重存在，甚至此起彼伏，纠而复生”的状况，提出“端正党风的工作带有长期性”。这个认识是客观的。沿着这样的思路，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目标认识上，十六大以后党的策略逐步走向更加明晰和科学，更加客观和务实。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采取何种方式反腐倡廉，是我们党夺取全国政权后面临着的一个重大课题。建国初期主要采取的是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方式。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了一系列旨在清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整党整风、“三反”、“五反”、“四清”群众性政治运动。由于毛泽东把腐败的滋生同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把反腐败斗争纳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实践中，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直至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历史表明，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反对腐败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十二大以后的整风活动也是一种政治运动方式治理腐败的努力。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制度层面解决和防止特权现象的思路。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因此，“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这是对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鉴于历史的经验，邓小平反复强调反腐败“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靠法制，这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得出的正确结论。当然，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不搞群众运动，但这不等于不发动和不依靠群众。对此，邓小平强调：“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只有发动和依靠群众，又不重蹈大搞“群众运动”的覆辙，才能保证反腐败斗争健康有序地进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基本思路在继承中发展，在创新中不断丰富，逐步走向“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新思路。

　　我们从三个视角来观察，都会看到“综合治理”的精神。

　　一是从反腐倡廉内在规律的视角看，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二是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视角看，提出要围绕着执政党与社会、国家以及执政党内部的关系反腐倡廉。在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上，围绕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腐倡廉。在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围绕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反腐倡廉。在执政党内部关系上，围绕着党的先进性建设反腐倡廉。

　　三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视角看，提出要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之中。在政治领域反腐倡廉，抓住正确行使权力这个关键；在经济领域反腐倡廉，抓住建立健全正确利益导向机制这个核心；在文化领域反腐倡廉，抓住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在社会领域反腐倡廉，抓住依靠人民群众这个根本。

　　(作者：佟静 任铁缨 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