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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麦当劳是低收入者的“家庭厨房”；而在中国内地，它曾是高品质生活的象征。新兴阶层从头再来，与国际化接轨的除了胃，还有“快餐慢吃”，细细品味着的“高雅”与“格调”

　　★ 本刊记者/罗雪挥

　　上个世纪30年代，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曾经教富有的郭家小姐用铁丝烤面包，以防有一天，她们没有烤箱了，也能烤出一样黄脆的土司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最终和烤箱一起被逐出了中国大陆。

　　40余年后，当麦当劳再度叩开封闭的中国内地大门，是快捷的服务、清洁的店面、统一的标准，比如永远保温在4度的可口可乐、全世界厚度均为17厘米的汉堡面包，取代了烤土司，重新教育着新中国的新一代，什么叫“优雅”与流行。在必须向国际化迈进的时代，麦当劳用优良的服务和质量恒定的食品，开始给中国人以国际化的教育洗礼。

　　1990年10月8日，麦当劳历史性的一天。这个全球快餐业巨擘，正式在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开荒。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解放路光华楼开张。

　　虽然麦当劳大叔的形象对于深圳人来说，尚显奇怪，这个红黄相间的丑角端坐在光华楼顶上，笑容可掬地俯瞰着人山人海。无数深圳人举家前往。人们满腹新奇，队伍从餐厅二楼排到一楼，再绕着整个光华楼转了一圈。餐厅第一批员工仅有400多人。实在忙不过来了，公司不得不从香港临时调来500多名员工帮忙，每人每天要忙10个小时，还不能满足顾客要求。

　　而那时吃麦当劳还属于高消费，深圳男女老幼去麦当劳都像下高级馆子一样，穿得漂漂亮亮，常有人拿着1000块、500块的港币来消费。当时流行的汉堡吃法则是先小心刮掉那层芝士，而后吃掉牛肉饼，再吃掉生菜，最后就着可乐吃完上下两片面包。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麦当劳就开始与中国官方谈判，希望进入这块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日本的麦当劳1983年就已经开始购买中国的苹果来做苹果煎饼，而麦当劳真正进入大陆，比香港晚15年，比台北晚6年。

　　当时的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开风气之先，集中了一大批“先富裕起来的人”。吃麦当劳所代表的炫耀性消费，以及新生活的无限诱惑，都在特区抽条吐穗。之后很短的时间内，麦当劳在大陆业绩飞升。

　　1990年代，在中国新兴阶层形成的关键时刻，麦当劳“照耀”了中国。中国新兴白领们开始以在麦当劳聚会为荣，仿佛麦当劳解决的不是肚子问题，而是精神问题。

　　人们学会文雅地排两个小时的队，点适量的食物，而后在这里谈恋爱、见朋友、开会甚至谈生意，快餐时间被无限拉长，比如一包薯条配6袋番茄酱。麦当劳因此而承担了更多的公共空间，包括公园、公共客厅乃至公共厕所。

　　“坐多久也不赶人”，这样的满足和尊重是空前的。而其迥异于中国餐厅的浪漫氛围，为白领们提供了不俗品味和雅致情调。基于同样的理由，这些当年坐在靠窗的位置，慢慢啜着麦当劳奶昔，看霓虹街景的带头大哥们，此后又集体移师到了星巴克，比如摆弄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等人、发呆或者闭目养神。中国新一代先是在麦当劳的“速成班”中自学成才，而后便在一波又一波的流行消费里成为中流砥柱。

　　麦当劳的教育中国之旅还远没有结束。18年来，近千家麦当劳店面沿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等高线层层推进。如今，要区分中国内地的城市属于一线、二线乃至三线，包括该地区经济发达与否，风气开化程度，只要看看当地有没有麦当劳店，以及麦当劳店的数量便会心知肚明。“慢食”的滋味正如涨潮般，一圈一圈，一级一级，从中国的中心，向下、向外、向西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