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中美两国发表了建交的联合公报。这一切并非巧合——中美关系正常化一直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宏图伟略中的一部分

　　★ 本刊记者/刘婉媛

　　1978年5月20日，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来到了北京。这位波兰裔的美国人和他的前任基辛格一样，同属东欧移民，都是苏联问题专家和“遏制苏联扩张”的积极倡导者，而他前来中国，也担负着与基辛格同样的使命。

　　7年前的夏天，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在访问伊斯兰堡的最后一天对外界佯称“肚子疼”。在从公众视野消失的一天半时间里，基辛格登上一架巴基斯坦人安排的波音707飞机，神出鬼没地来到了中国，戏剧性地敲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半年后的尼克松访华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里程碑。然而，尼克松访华后，白宫因为“水门事件”陷入一场空前的政治危机中，而中国国内也正经历从文化大革命到粉碎“四人帮”的跌宕起伏。于是，整整5年时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被搁置了。

　　1977年，吉米·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在苏联的全球势力日益咄咄逼人的阴影下，卡特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班子越来越感到与中国发展关系的迫切性。而在中国方面，中苏关系不断恶化；更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邓小平的力主之下，中国的国家目标从“搞革命”转向了“搞四个现代化”，而发展经济，一方面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要对外交往。因此，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成为当务之急。

　　于是，1978年见证了中国内政外交的巨大转变和突破。伴随着布热津斯基访华，中美建交被提上了日程。半年后的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正式拉开帷幕。而就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两天，中美两国政府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布热津斯基在中国

　　邓小平不断地给布热津斯基夹菜,神秘地对布热津斯基耳语说，他担任领导工作只剩下三年左右的时间，言外之意是要美方加速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事实上，在中美关系僵持的几年间，美国总统福特曾于1975年访问中国。然而，此访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成果，以至于这次访问很少被后人提及。

　　从福特到上任之初的卡特，两位美国总统给中国领导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在对华关系上总是举棋不定。布热津斯基在其回忆录《实力与原则》中写道：“中国方面开始责怪美国没有下定决心，他们对美苏之间搞缓和很不放心。”

　　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的对华政策思路类似，都是“联华制苏”，而两人的处境也相似：作为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他们都要面对一个意见相左的国务院。

　　1977年8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访问中国。此访中，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谈得非常不愉快。万斯在会见邓小平时提出，中美建交之后，美国要在台湾保留领事馆或联络处。邓小平当场怒斥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出现倒退，“这只会制造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假象。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一个月后，邓小平在接见美联社代表团时，更是毫不客气地批评说万斯访华是中美关系的退步。

　　布热津斯基对万斯和国务院的对华政策主张早有不满。他在不断影响卡特总统的同时，也希望自己能亲自出马前往中国寻求突破。为此，他让助理奥克森伯格向即将离任的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递话，表达访华的意愿。11月3日，黄镇到白宫出席副总统蒙代尔为他举行的送行午宴，席间，黄镇突然殷切邀请布热津斯基访华，随后又当着新闻记者的面重述了一次。这一幕让同在席上的国务院官员霍尔布鲁克目瞪口呆，因为这意味着：在白宫和国务院对华关系的竞争中，中国人把国务院撇开了。

　　宴会刚结束，国务卿万斯就气极败坏地给布热津斯基打电话，说：“你这样做会打乱我们同中国人谈判的部署！”布热津斯基也火了，但他最后还是息事宁人地表示：“中国方面是用一种比较随便的方式邀请我的，在那种场合我当然应该顺水推舟表示接受，但我并未说定什么时候去。”

　　到了1978年的3月，事情出现了转机。当时，万斯向卡特总统建议由蒙代尔率领代表团在访问远东时顺访中国。布热津斯基“没提防到万斯还来这么一手”，于是，他对总统进言说，蒙代尔副总统访华“恐怕会引起我们即将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错觉”，而由他去中国就不至于那么张扬。

　　卡特最终拍板同意布热津斯基访华，与中方磋商中美战略关系和关系正常化问题。

　　卡特指示布热津斯基“可以非正式地向中国人表示：美国打算进一步减少在台湾的军事存在，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邀请中国贸易和军事代表团访美等等。最重要的是，卡特还授权布热津斯基向中方表示接受中方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基本条件：即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回军事人员和设施、废除美台安全条约。

　　和其他的美国政要一样，布热津斯基一行被安顿在“与世隔绝”的钓鱼台国宾馆。除了和中国外交部长黄华进行正式会谈以外，此次访问的重头戏是会见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副总理邓小平。

　　与邓小平的会见是在人民大会堂进行的。“我们在沙发上挨着坐。邓在我左边，他那个不可缺少的痰盂搁在他左边的地上。陪同我的只有奥克森伯格，还有伍德科克大使也在座。代表团其他成员对这种限制均无意见，只有(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因为不让他列席而大发脾气。”布热津斯基在回忆中写道。

　　关系正常化问题是这次会见的主要话题。布热津斯基转达卡特总统希望“认真去谈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意愿，而邓小平的回答仍是将信将疑：“问题还是下不了决心。只要卡特总统下决心，我看问题是好解决的。”

　　布热津斯基一再向中方保证：“总统已经下定决心！”

　　谈话结束后，邓小平设下宴席招待布热津斯基一行。邓小平不断地给布热津斯基夹菜。他神秘地对布热津斯基耳语说，他担任领导工作只剩下三年左右的时间，言外之意是要美方加速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邓小平访美：蜜月开始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乘坐的专机抵达美国华盛顿安德鲁空军基地。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

　　布热津斯基访华后，中美双方始就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高度保密的谈判。台湾无疑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美国在原则上接受中方“断交”“撤军”“废约”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三项条件：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还将有效一年；美方表示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时，中方不予以驳斥；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有限的防御性武器。

　　此时，中国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愿望是很迫切的。当时，中国与越南的关系日益恶化，越南国内排华行为越来越嚣张，中越边界纠纷不断，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势如箭在弦。中国正在承受苏联及其盟友越南南北夹击的巨大压力。而在内政方面，中国在11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党的工作重心正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地位不断巩固的邓小平正要实现其改革开放的宏图伟略。

　　10月，邓小平在访问日本时表示，他期待着恢复与美国的关系。“访日是我多年的愿望。不过，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到华盛顿去。”邓小平接着表示，“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只要一秒钟就能完成。中美关系即使加上一倍，两秒钟就能完成……前提确定了，细节问题就好商量了。”

　　远在密歇根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在第一时间得知邓小平的上述表述，兴奋地奔向附近的公共电话亭，用临时编的暗号把情况报告给布热津斯基，后者马上向卡特总统进行了汇报。

　　此后，中美双方加快了磋商的进程。11月，美方把宣布关于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稿交给了中方， 布热津斯基在12月初约见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请中方积极考虑由邓小平或华国锋在来年1月访问华盛顿。

　　1978年12月16日北京时间上午，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在各自国家首都同时宣读了《中美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敌对状态，中美这两个大国终于正式握手言和。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乘坐的专机抵达美国华盛顿安德鲁空军基地。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

　　邓小平的访问一开始就充满人情味。来到美国的第一天，一切正式的会谈还没有开始，他就履行一年前向布热津斯基许下的诺言，到布热津斯基在弗吉尼亚州麦克林镇的家里做客。在邓小平来到他家门前的时候，起居室壁炉的烟道堵住了，浓烟弥漫了整个屋子。布热津斯基佯装若无其事地走到门口迎接邓小平一行，而在屋里，他的家人和助手们正手忙脚乱地扇着扇子拼命地驱烟除味。

　　第二天上午，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正式仪式欢迎邓小平。以当时邓小平的副总理身份，按礼宾规格应鸣礼炮17响，但美国人以礼炮19响的礼遇迎接这位贵客。

　　邓小平访美之后，中美两国间的高层开始频繁往来。商务、财政、教育和国防等部门的一把手都实现了对对方国家的访问。当然，一切并非一帆风顺。在美国国内，不少人主张中美关系应该限于外交领域，经贸合作应该慎之又慎，而军事战略领域则应成为合作的禁区。这种争论，在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反映尤为强烈。

　　而在中国，中美关系的发展同样遭到一些阻力。时任外交部长的黄华日后在回忆录中记载说，当时有人给中央写信，批评黄华在对美外交上出现“路线错误”。这封信直达邓小平的办公桌上，而邓小平在该信上批示说：“对美外交工作主要由我主持，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都由我承担。”

　　1989：智慧与考验

　　布什亲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 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向北京派出秘密特使，以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保持中美高层间的沟通

　　在建交后的10年里，中美关系在各个领域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在强硬的里根执政时期，与台湾关系密切的里根在台湾问题上数次得罪中国，造成中美关系一度僵持。所幸双方最终能回到务实的立场去解决问题。

　　而真正的考验，出现在1989年春夏之交。

　　美国东部时间6月3日午夜，入主白宫刚刚半年的乔治·布什总统在梦中被助手叫醒。得知北京发生的风波，布件沉吟半晌，给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打电话询问情况。随后，布什即刻发表一份声明，“深表痛惜”。但他同时强调，非常珍惜中美双方通过巨大努力建立的建设性关系，希望如此重要的关系继续得以发展。

　　6月5日晨，布什给前任总统尼克松打电话，征询他的意见。尼克松说：“不要中断与中国的关系。”然而，美国国会和舆论对发生在中国的事反应强烈。以极右派参议员赫尔姆斯和民主党众议员为代表的国会议员们纷纷打电话到白宫，要求布什召回大使，断绝与中国的关系，并对中国实施全面的、最严厉的制裁。

　　布什决定采取一条中间路线。5日下午，布什发表第二份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并宣布暂停武器销售、暂停军事领导人互访和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延长在美逗留请求三项制裁措施。这项声明与“断交”和“全国制裁”的要求相差甚远，因而在美国国内引起许多人的不满。

　　然而，中美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急剧倒退，美国先后中断了与中国的战斗机改造合作和核电合同。在国会的压力下，白宫在6月底宣布了包括暂停一切高层互访在内的新的制裁措施。

　　在这期间，布什为了保持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在6月8日试图直接给邓小平打电话。但中国驻美使馆在请示国内后告诉他：中国领导人没有与外国领导人通电话的习惯。

　　6月20日，布什又亲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写这封信……我相信，你能了解，这封信出自一位深信中美两国友好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人之手。这是我多年的感受。尽管如今处境困难，但今天我比以往都有着更强烈的感受。”

　　在信中，布什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向北京派出秘密特使，以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保持中美高层间的沟通。

　　布什的建议得到了中方的采纳。6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秘密前往中国。他乘坐的美国空军C-141运输机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直接飞往北京国际机场。

　　为了避人耳目，飞机在途中采用空中加油的方式。在飞行日志上，飞机的目的地是日本冲绳。飞机上的美国空军标志也被抹去，机组人员在抵达北京前全部都换上了便装。美国驻华使馆中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次访问。

　　7月2日，邓小平会见了斯考克罗夫特。国务院总理李鹏、外长吴学谦、副外长钱其琛在座。斯考克罗夫特表达了美方对事态的关切，邓小平表示了对布什总统的信赖，但他也批评美方的做法，说“美国卷得太深了”。

　　秘使沟通之后，布什又多次致函邓小平，得到邓小平的回复。在双方关系最紧张的时刻，中美高层仍在努力制止两国关系的破裂。

　　从1990年开始，中美关系逐步解冻，此间，布什总统个人为避免中美关系的滑坡付出各种努力，其中包括与国会之间的斡旋和竞逐。

　　为此，布什在政治上付出不小的代价。尤其是在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事件被CNN披露，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一些议员和媒体将布什此举称为“对北京匆忙的叩头之旅”。

　　然而，中美关系的发展毕竟为大势所趋。在1989年这场狂风骤雨中，中美关系每每濒临滑入深渊，在关键时刻，中美领导人的智慧与务实最终维护了两国关系的基本面。

　　此后，中美关系又经受了最惠国待遇问题、台湾风云变幻、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中美撞机事件等等的考验，两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在不断的争执与妥协、合作与对抗中一路走来，成为了今天的“伙伴”和“利益相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