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界能揭自己的丑吗？”这是21年前困扰《中国青年报》记者王安的命题。他至今清晰地记得，1988年7月14日《公开的新闻内幕—记者团西北之行日记》发表后，自己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

　　“有一个记者团，说是什么笔会，大西北转一圈，吃住行全管……这美差摊给了我。”报道以这样的笔调娓娓道来，向读者讲述了记者的一次特殊旅行。王安今天回忆，当初自己是抱着“散心”的想法出发的。那时的新闻界“很清纯”，还没有“有偿新闻”这个词。

　　从1987年6月4日拿到机票，6月5日启程，到6月14日离开这个记者团，一路上，王安一直在犹豫，内心始终“很煎熬”。他首先顾虑的是，如果公开披露这次“特殊旅行”的内幕，就可能涉及一些熟悉的新闻同行，新闻界自己揭自己的“短”，自己揭自身的丑闻，这能行吗？

　　而且，身处“变革的年代，一切事情都在重新估量”，包吃包住包玩儿，白天听工厂介绍、逛旅游景点，晚上喝酒。这样，“岂不是将党的喉舌沦落为厂子的喉舌”？他内心里一直在这样追问，并试图想弄明白问题所在。

　　最终，他只用了半天时间，完成了日记整理。时间跨度为：1987年6月6日至7月3日。开篇介绍的背景是：“首都十几家新闻单位结伴的一个记者团近日将到达兰州，结束40多天的西北旅行。此文记述的是这支记者团以及它的牵头者——《中国广告报》西北记者站的故事。”

　　在日记里，王安记述了从一个工厂打出“热烈欢迎中央新闻采访团来我厂莅临指导”的横幅，引起“众人大惊”，到老记者站出来“抗争”，约法三章：“不要对外叫记者团，不承担宣传任务，不接受礼品。”

　　然而，根据记者团的安排，要走23家企业，收费11万多元，支出5万元。看到上述情况，王安说：“我想起一个词：掮客。”在对“新闻掮客”的追问中，他完成了这一报道。

　　该报道所引起的轰动，大出编辑部的意料。一篇新闻界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新闻”，竟然荣获了该年度的中国新闻一等奖。为此，有人把王安比做是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愣愣地说出真话的小孩子，“人人都熟视无睹，他不过说出来罢了。”有同行不屑道。

　　不过，令王安没想到的是，此后十余年里，随着社会转型，媒体的社会功能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面对转型期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一些记者勇敢而执著地守望社会，但也有一些记者更加快速地自我沦落。“记者吃请受礼平平常常。报纸出卖版面落落大方。以至一些与新闻不相干的人也看出其中的端倪，做起了新闻掮客的生意。”王安说。

　　过去，“新闻掮客”组织记者采访，从中收取商业费用；现在，“新闻掮客”消息灵通，发现突发灾难事故，就组织记者前去“要钱”。从唱赞歌的“有偿新闻”，到转化为具有舆论监督功能的“有偿不闻”。从假记者横行、媒体敲诈、宣传勒索、广告逐利，到近日矿难后的“封口费”，更使这一现象发展到了极致。

　　以王安对新闻职业操守的理解，记者应该正派、包容。批评别人、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是自身要“绝对干净”。在传统意识、利益碰撞的角色冲突中，新闻界应保持“敏锐、先锋”的触觉，帮助社会寻找前进的方向。

　　那么，新闻人在利益格局急速变化的今天，究竟该以什么形象立世呢？

　　21年前，王安的这篇《公开的新闻内幕》，对今天的新闻人，也许依然有警示作用。在报道结尾处，王安写道：“在火车站，见一女同志，好眼熟，擦肩而过。我们都回头看她，她也回头看我们。我们努力回想，才想起她是我们去过的一个厂的人。人海茫茫，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再见到她了，但她可能会记得我们……那天来了帮记者转了转，吃了饭就走了。可能她还知道记者团拿了厂里的钱。他们，所有接待过我们看到过我们听说过我们的人，就是从我们身上获得记者的概念的。” (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