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百姓对“旅游”一词完全陌生。逢年过节,人们安心守在家中。最先在中国观光旅游的是外国人,当时的接待全由各省外办负责。
1985年,国内各城市相继开始发展旅游业。1999年,中国出现“黄金周”,旅游开始火爆,逢年过节,出门、出城、出国观光,俨然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2007年12月,国务院下发通知,取消五一“黄金周”,此后,《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出台,在游山玩水的同时,还可以拿到薪水。
“大鼻子”来咱家
董永强记忆中的旅游是从兵马俑的发现开始的。
54岁的董永强是陕西省第一代导游,他所在的西安是中国最早开展旅游业的城市之一。
那是1974年,当时中国正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为了解决缺水问题,陕西临潼县成立了打井办公室。那年3月29日,在井下挖土的村民发现了一些看起来像头颅的碎片,接下来又发现了许多残肢断臂,拼凑起来近乎人的身形。
后经考古学家鉴定,确定为两千多年前的秦代陶俑。兵马俑一经发现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国家文物局随即派出考古、文物专家进行现场考察,并决定由陕西省组织考古队进行发掘。
1978年,法国前总理希拉克参观兵马俑后说:“世界上有了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第八大奇迹了。不看金字塔,不算到埃及,不看秦俑,不算到中国。”
兵马俑就这样将西安变成了一个旅游城市。
随着1号坑、2号坑的挖掘,秦朝军阵、铜车马等相继出土,兵马俑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快引来了外国游客。
也是在1978年,陕西省成立了旅游局,开始发展旅游业,大学刚毕业的董永强分配至陕西省外办旅游组,负责接待改革开放后首批来华游客,那时兵马俑的外围只有两个小平房,住着一些挖掘和看护的工作人员,也只对外宾开放。
一次带团,董永强为外国游客讲解了陶俑的发现、制作以及两千年前统治者秦始皇的故事。老外们听得很入神,时不时向董永强竖起大拇指,佩服中国古人的智慧。
就在董永强一行几人准备离开兵马俑时,临潼县几个调皮的孩子忽然围了上来,嘴里不停地唱着:“大鼻子、大鼻子、洋鬼子……”
董永强回忆,最开始老百姓对“旅游”很陌生,只是觉得西安城里的外国人忽然多起来,很多结伴而行。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街上走,拿着相机在祖辈们留下的东西前咔嚓、咔嚓拍照。
每次见到体态特征各异的老外,老百姓们总是在不远处观望,那次不知哪家的调皮鬼竟然围着老外唱起童谣,“当时的场面有一点突然,外宾们因为听不懂汉语不停地问我,‘董,快翻译一下,什么意思?’”听了董永强的解释后,外国游客明白了孩子们的用意,不但没有生气,反而一边用手摸着自己的鼻子,一边跟着稚嫩的童音咿呀地学起汉语。
旅游拉动经济
现任陕西省旅游局法规处处长赵正宁清楚地记得,1979年10月1日,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正式开放。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亲自为博物馆题写了馆名。
陕西凭借兵马俑出名,游客最多时,陕西省当年的副省长孙达人亲自坐镇机场指挥调配飞机,一天当中有10趟北京飞达西安的航班,有8个航班由西安飞往桂林,即便这样仍旧解决不了问题,游客最多时,必须调动军用飞机支援。
一晃快30年过去了,如今的机场早已变了模样。1987年8月,陕西咸阳机场正式动工兴建,2003年9月启用,成为西北现代化程度最高的航站楼,居中国第四大空中交通枢纽。
旅游悦己,同时带动经济。董永强逐渐注意到,随游客数量增加,兵马俑等景区周边逐渐开始增加一些兜售纪念品的商贩,微缩后的人俑、马俑被很多游客带走做纪念品,华清池内花几分钱就可以用温泉水洗手。
1985年,董永强一个月挣20元,刚满足家用,那时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基本保持在这个水平,董永强周围的人很少有闲钱用来旅游,而在一些外国游客眼里,中国消费低,东西便宜,到这里旅游可以尽情购物。
来陕西旅游的人越多,老百姓的好奇心反而小了,马路上不再有为看“洋人”止步不前的行人,景区周边多了与老外讨价还价的商贩。原本老实的农民开始从洋人手里赚到钱了。
1981年1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西安日益成为具有历史特色的世界游览胜地。1981年1月至11月前来游览,参观的外国游客、华侨、港、澳、台同胞达5.77万人,接待国内参观人数达1000万人次。旅游外汇总收入2290万元。
赵正宁解释,我们国家的旅游与国外不同,先开展国外游后开展本国游,国内最先发展旅游的城市依托各自特点吸引外国游客,如陕西兵马俑,北京长城、故宫、颐和园,桂林山水等。很大一部分外国游客的旅游路线先到北京游故宫、登长城,然后乘飞机去西安看兵马俑,最后游览桂林山水。
1980年,来华外宾主要集中在中国七大热点地区,北京、西安、上海、桂林、昆明、重庆、新疆。截至1985年,西安一直位居热点城市第二名,仅次于首都。
1985年以后,国内各城市看好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相继开展旅游业。
根据国家旅游局发布《2007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中国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三大市场保持稳定增长。全年共接待入境游客13,187.33万人次,国内旅游人数16.10亿人次,中国公民出境人数达到4095.40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10,957亿元人民币。旅游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此一游
改革开放初期,外地游客来到西安最常住的地方是人民大厦,还有一些旅游局、旅行社指定的招待所,小型的旅游团安排起来比较顺利,一遇到大型旅游团董永强就会犯难。因为宾馆太少,游客多的时候一个团被分别安排在两家招待所,吃饭只能在旅游局指定的涉外饭店。
为了解决游客多、旅店少的问题,陕西省开始加快修建宾馆,西安宾馆、唐城宾馆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发展起来的宾馆。
1984年,董永强担任国旅陕西分社导游,那一年百姓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但当时除了公园没有什么玩的地方,兴庆宫公园作为当时西安市最大的游乐场所每到假日都爆满。
经常是一家人骑着自行车过去玩,门票一个人5分钱,1.2米以下儿童免票,园内一根冰棍5分钱、冰峰牌汽水0.12元一瓶,还要交1毛钱押金,另外存车需要2分钱。
那时,背个军用绿帆布书包,里面带上蒸好的馒头,或者用铝饭盒带米饭炒菜就出发了。“划一次船要0.25元,这在当年是很奢侈的事,一家人玩一趟花销在2块钱之内。”董永强说,只有到了冬天,大家逛公园的热情才会降下来。
1991年,董永强来到中国康辉旅行社西安分社工作,依旧没有离开翻译导游这个老本行,这一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开馆,可供游览的场所又多了一处。旅行社里接收的国内游客悄悄多了起来。来自北京、上海一些操着外地口音的游客,常常出现在兵马俑。
此前,只有那些夫妻两地分居,或者父母在外地的人,才有“探亲假”,只有那时才能休息、旅游,玩一趟下来少说也要花费几百元。董永强说,“要是谁家在香港、澳门有亲戚能过去探亲,那绝对会羡慕死人。”
后来单位里多了做销售的员工,经常需要出差,顺便会游览目的地城市。还有一些效益好的单位组织员工旅游,从郊游开始,接着到一些名胜古迹游览,北京、桂林、上海、西安、杭州这些以旅游闻名的城市是当年出差的热门地区。
这些相对发达的城市,旅游开展时间长,观光、交通、住宿都相对成熟,另外景区的名气大,很多老百姓没有亲眼见过故宫、长城、兵马俑、西湖,渴望亲自游览。
1991年,家住内蒙古的销售员李素兰第一次因公出差来到北京。怀着激动的心情走出火车站,接着就被眼前人头涌动的热闹景象震住了,33岁的李素兰虽然是带着任务到这里,面对这座热点旅游城市仍旧选择挤出两天时间游览。
李素兰拿着出差前在邻居家借来的傻瓜相机不停拍照,生怕错过哪个经典的画面,现在看来每张照片都有个相似的地方,就是在火车站、景区大门留影,很有“到此一游的味道”。
李素兰说:“那会儿第一次出去玩,时间太紧,虽然就两天,但能叫上名字的地方都去看一下,就算是走马观花也要看一遍。”
出境游增多
1993年一部名为《古今大战秦俑情》的电影热播,影片再次给秦始皇兵马俑增加一丝魅力,诱惑着很多人亲自去探寻。
就在这一年,董永强被派往委内瑞拉大使馆工作,担任二秘,工作期间第一次以游客的身份游览外国,异域的景致让这位资深导游欣喜。
与董永强相同,这一阶段大部分出国的游客是在商务出行的基础上展开的,并没有实质意义的出境旅游,首批商务出国的人士成了最早出境游的受益者。
我国最早的出境游从1983年港澳游开始,1997年之前商务出境人数较多,1997年后中国先后开放了东南亚、日韩、欧洲等目的地国家。
国旅总社市场部总监林康告诉记者,近几年来自由行游客数量不断增加,这与社会发展有关,25-40岁的游客中,外语能力越来越强,很多人开始选择自费出境游,一次旅游花一两万元很正常,大家对于旅游产品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同时刺激了旅行社开发新线路。
30年的从业经验,董永强深刻地体会到,近年来,深度游、自助游、驴友等词语被越来越多人接受,旅游不再拘泥于跟着导游逛商场、买东西,“玩”的味道更重了,滑雪、攀岩、漂流、冲浪统统融入生活,只要有时间、有经济条件就能潇洒地玩一趟,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的玩法。
林康说,2007年是国旅出境游营业额最高的一年,这与国家市场环境密切相关,这一年全国金融市场大丰收,老百姓手里有钱了,旅游的人也就多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94年,我国国内游人均花费为195元;2006年国内游人均花费上升至447元;199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元;200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6万元。从这组简单的数字不难看出,旅游的花费与人均生产总值成正比例关系变化。
黄金周之变
1995年,国家调整假期制度,把单休日改成双休日,无形中增加了52个假日,这时候老百姓有了足够的休闲时间。
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确定每年春节、五一和十一法定休假3天,再加上调整的前后两个双休日,形成了每年3个连续7天的长假。
由于长假在旅游、购物、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消费热潮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显著提升,被人们称为“黄金周”。这一年开始,休假的总天数增至114天。
2000年,董永强回到了中国康辉西安旅行社工作,这时的他担任总经理。虽然承担公司的管理工作,但每年五一、十一黄金周时,董永强仍然亲自带团。“黄金周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别人放假休闲,我们要全副武装上阵,不光是我这个总经理,很多退休老员工都被叫回来帮忙。游客多,行程紧,每个环节都要操心。”
节假日出游的人多了,游客的年龄层次也开始发生变化,很多高校的大学生出现在旅游队伍中。
董永强半开玩笑地说:“也许是我上岁数了,每次带团能见到很多年轻的面孔,三五个结伴跟在旅行团后面,免费偷听导游的讲解,全都充满活力,让人羡慕。”
随着时间递进,“黄金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始显露,比如某些景点不堪重负,一到黄金周铁路交通拥堵不堪,越来越多的游客把注意力集中在旅游质量上。
“上山看人臀,下山看人头,行走穿人缝,观景找人空,照相净和陌生人群合影。”这句顺口溜形象地说明了黄金周的旅游质量。
“黄金周”需要调整,2007年12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恢复五一休息一天,中秋、端午、清明节为法定假日。
方案一经公布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响,褒贬不一。但是专家认为,假期制度的调整是按照国情发展而改变的。另外,实现带薪休假也会对法定假日实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副院长邹统纤认为,消费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标志,既与社会群体收入水平息息相关,也与民众消费观念更新、消费时间充裕与否密不可分。
通过给予充足的休息时间,刺激中国老百姓经济思维从简单的“积累型”向“积累—消费型”转变。“黄金周”制度不但是经济发展观念上的一次变革,它改善了人们的休假状况,更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休假观念,其社会效益并不逊于经济效益,从这个层面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对于老百姓而言,“黄金周”的调整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旅游格局,一些长线游多多少少会受到限制,但是也刺激了短线游更完善,带动旅游产品多元化发展。”前两次假期制度的调整相隔8年,这期间折射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蜿蜒道路。对于黄金周的调整邹统纤认为,合理的调整休假制度将带动旅游发展,推动国家经济。(本报记者牛颖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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