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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体育事业的举国体制，在政府与市场间越来越深入的新型关系中，正在悄悄地改变着自己的形式。从亚组委到奥组委，工作人员来源和去向的变化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 文/刘洋硕 万佳欢

　　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周华“有点失落也有点兴奋”。兴奋是因为为之奋斗了5年的目标终于实现；失落是因为奥运会开幕意味着她将面对再就业问题。

　　进入奥组委

　　周华是奥组委最早一批通过公开招聘的工作人员。2002年底，奥组委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这样的公开招聘在国内以前的大型赛事中实属少见，竞争十分激烈。“三千多人应征四十多个工作岗位”。

　　经过笔试与面试，2003年初，周华成为这40名工作人员中的一员。“奥组委一发布招聘信息，我就想亲身参与进来。”周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为此她放弃了外经贸部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

　　而让于小天选择奥组委的，不只是奥运情结。2006年，刚刚走出学校的他，在广东一家知名电器企业找到他的第一份工作。这年12月底，他辞去这份工作回到北京发展。对于户口不在北京的于小天来说，留在北京工作是自己的夙愿。

　　正在寻找工作机会的于小天赶上奥组委新一轮社会招聘，“既是跳板也是机遇”。2007年，于小天参加招聘考试，正式成为奥组委工作人员。4月，由奥组委总部下派到老山自行车馆担任业务口经理。

　　在奥组委的4000多名工作人员中，3000余人为选调人员，1000余人为奥组委聘用人员。周华与于小天这样通过社会招聘而来的工作人员被称为“P1”。与之相应的还有从各单位借调来的“P2”以及奥组委的实习生“P3”。以往的大型赛事组委会中没有过这样的划分：亚运会、大运会的组委会并未进行过类似的公开招聘。

　　亚奥理事会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现已72岁高龄的魏纪中老人，当年参与了北京亚运会的整个筹备过程。魏纪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说：“亚运会时基本上没有招聘，都是由各单位借调，包括北京市政府、国家体委和一些大型企业。”

　　计划体制在当年的筹办工作中占据了主导，各项具体项目也分摊到各个政府部门。例如有关住宿的事务被分给北京市第一商业服务局；有关餐饮的事物则被分给北京市第二商业服务局。再由北京市商业委员会对两者进行统筹管理。“那时是统一领导的。”魏纪中说。

　　2000年大运会，这种体制被更加市场化的模式所取代：出现了国有企业承包相关工作的运营方式。而大运会组委会的人事工作依然延续着“借调”为主的模式。

　　现任职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的何珍文，曾以北京体育大学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被借调到亚组委新闻宣布部下设的拳击馆分新闻中心，担任中心主任。“工资由学校发，奥组委象征性地给一些补贴。”拳击馆分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全部由各个单位抽调。

　　此后，每逢有大型赛会，何珍文都会被借调到大赛组委会。如今奥组委除了借调人员，社会招聘的也占了很大比例。“奥组委在北京体育大学奥组委的项目部有16个人，其中一部分就是社会人员应聘来的。”对于这一变化，何珍文认为：“一个原因是奥运会组委会太大：选调也选不过来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的机制变了，用人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有了市场；社会上有这样的人，有了来源；用人也不局限于过去小圈子里的人，更多地利用社会资源。”

　　这种借调与社会招聘相结合的用人方式将在广州亚组委得到延续。“这些方式我们都有。”广州亚组委人事部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感觉一下大龄待业青年”

　　“亚运会借调人员也有一些回不去的，当时就组建了一个北辰集团。第一次参与申奥的工作人员主要也是由各单位借调，第二次我们又组织了北奥集团。”

　　1990年亚运会闭幕，国有独资企业北辰实业集团公司正式成立。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会议展览、物业经营与管理及零售商业。魏纪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说：“有些从政府借调来的，我们就没让他回政府，就让他成为北辰集团或者是北奥集团的骨干。那时解决这个问题，是靠成立大型的综合性集团来安排这些人。”

　　对于2008年奥运会工作人员的安排，作为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的魏纪中曾建议组织一个类似集团公司，以吸纳和利用这些经过奥运会锻炼的人才。魏老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北京奥组委最终借鉴悉尼、雅典的做法：实行市场化操作。奥组委与社会招聘人员的合同上明确标明：工作结束后自主择业。

　　“赛后自主择业”在往届奥组委的工作人员中早已“习以为常”。奥组委以公司的形式组建，政府只给予市政方面的支持，工作结束后，“CEO都失业”。“我觉得在国外都是很正常的。”于小天说。

　　这种模式与以往“政府负责到底”的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魏纪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总结说：“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社会模式，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1990年亚运会完全是用一种政治社会的模式；到奥运会它已经开始有很大的部分是公民社会的模式。

　　9月10日，老山自行车馆的最后一场比赛。当场馆里最后一次升旗，许多工作人员都感到了一丝失落，前一段的忙碌将随着国旗的缓缓升起而慢慢停下。

　　这一天，于小天让部门同事订了一个蛋糕，同事们在办公室进行最后一次聚会，大家合影留念。来自不同地方的同事们将各奔东西。于小天的同事吕良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吕良原是北京某大学的教师，被借调到奥组委担任老山自行车馆的志愿者经理。其他的同事也都回到原来的单位。

　　于小天感到事突然没了，身边的那些人也没了。“再也不会有人叫你去做什么事了。你只管呆在家里就行了，真的是挺难受的。”于小天说。如何找一份新的工作，是他要重新面对的问题。用于小天自己的话说：“感觉一下大龄待业青年。”

　　特别的公务员考试

　　“P1”们在招聘之初就有着工作结束面临失业的心理准备。然而很多“P1”也都相信奥组委会给他们提供解决工作问题的帮助。

　　“解决工作到底以一个什么方式？是给一个招聘工作的平台，还是给你把工作都安排好？谁都不知道。” 于小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以前说是今年4月份就把大家的去向提前安排好，但都是传出来的小道消息。”在正式的安置方案出来之前，同事们也在流传着不同的说法。直到9月底于小天才接到正式的安排。

　　“刚来时肯定也想过找工作的问题，但人在这时肯定很乐观，因为还有一年半的时间。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你会不对未来充满希望吗？”于小天说。

　　2008年3月28日，奥组委工作人员赛后安置工作正式启动。这一天，北京奥组委分别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国家电网公司、国家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大型企业以及北京市国资委签署了《赛后人员安置协议》。

　　为了这份协议的签订，奥组委主动出面与这些单位进行接触。“在互相沟通和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协议。”奥组委人事部徐志军副部长介绍。根据协议，这些单位将根据工作需要招聘一批奥组委工作人员到岗工作。

　　这条消息出来后的一天，于小天接到家人电话，看到这条消息的家人以为于小天在赛后将“板上钉钉”地进入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工作。奥组委的一位实习生也听到类似的传言：“听说他们P1中80%会进中石油和中海油。”

　　事实是招聘会上，中石油为奥组委提供一百多个工作岗位，中海油提供十多个工作岗位，与1500人的80%相差甚远。

　　然而“组织和体制的优势”依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08年10月16日，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公务员选拔考试，专门面向奥组委的工作人员。这次选拔工作，北京市为奥组委工作人员提供100个主任科员以下职务的公务员职位，600人参加了这次考试。而就在2008年，国家公务员报考人数已经突破100万。

　　于小天并没有得到参加这次考试的机会。根据《公务员法》及北京市相关规定，于小天没有北京户口，也不拥有硕士学位，不具备报考条件。

　　公务员考试第二天，于小天得到一次进入企业工作的应聘机会。10月17日，北京人才大厦举办一场专门面向北京奥组委工作人员的专场招聘会。“基本上平时的同事，能见到的都见到了。”在这场招聘会上，中石油、中石化等64家企事业单位为1500名奥组委工作人员提供1753个职位。1：1.17的比例，在其他招聘会上很难见到。

　　奥组委人事部副部长徐志军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么做的目的，一个是发挥组织和体制的优势，帮助这些工作人员在奥运会后更好地择业、就业。另一个目的是把这批经过奥运磨练、锻炼出来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充分有效地配置到公务员队伍和企事业队伍中去。”

　　很多企业看好

　　“选择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通过了面试的于小天，被银行通知进行统一体检。这意味着于小天将走向新的工作岗位。

　　经过奥组委筛选、经历奥运会历练的工作人员，被很多企业看好。魏纪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说：“奥组委成立时我就讲过：奥组委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大学校。”

　　“当时奥组委跟我们提出签署协议，他们给我们提出建议与希望，我们从上到下非常重视这个事。我们觉得这也是吸引高素质人才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在人岗合适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尽可能地去招聘一些人，”中海油人事部李小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也相信这些人在市场上也非常有竞争力。”

　　“平均年龄35周岁，50%以上具有硕士学位，20%以上出国留学或海外工作归来。”许多企事业单位都对奥组委工作人员产生了兴趣。奥组委人事部副部长徐志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仅国家开发银行就从奥组委招聘了218名工作人员。周华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企业和政府部门，广州亚组委、第九届全国大运会组委会、第六届东亚运动会组委会也将成为这些奥运人才的选择。这种以“组委会”为职业，转战不同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在历届奥组委中都很普遍。

　　为筹备第九届全国大运会和第六届东亚运动会，天津市人事局专门面向奥组委招聘开闭幕式、招商、策划等专业人才。天津市人事局相关负责人刘先生表示：天津的招聘模式是组委会在招，但是工作人员的身份将落到一个具体的部门。如果以前是处级以上干部可以进入教委、体育局等政府部门；如果不是处级以上干部的，可以进入高校等事业单位，再以借调的形式进入组委会。如果工作人员不愿留在天津，还可以采取柔性流动的形式：在相关工作结束后，自主去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