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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这批外交档案的解密工作耗时三年，约有70多位在职和离退休外交官与档案工作者参与工作，解密档案的数量是前两批的总和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常璐、侯丽军发自北京 在北京朝阳门外的外交部大楼东侧，有一座略显陈旧的办公楼。如果不仔细看，人们很难留意到它门口的一块指示铜牌。在11月12日外交部公开第三批解密档案后，《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走进这栋名为南配楼的办公楼，来揭开这个依然略显神秘的地方的面纱。

　　从南配楼乘电梯上到七层，步行一段走廊后，就到了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借阅处共有两间，其中一间是登记前台和检索台，在它的隔壁是档案阅览室。乍一看去，这里就像是一个普通机关单位的内部阅览室，然而，就在这里，珍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档案就如同一幅幅内涵丰富的画卷般在记者的眼前一一展开……

　　泛黄纸片已走向数字化

　　自2004年外交部第一次公开解密档案后，中外人士均可到开放档案借阅处查阅自己感兴趣的解密文件：包括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各种重大外交事件文电、政府间条约和协定等。与记者之前想像不同，这里已经看不到泛黄的纸片或成堆的文件，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已经完全数字化——被扫描到了计算机中，利用者可以在网上直接阅览。

　　本报记者在前台登记时，出示了本人身份证和单位介绍信。完成登记后，又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导，在检索电脑上填写了一份电子表格，包括提交自己的身份信息和使用档案的目的等，表格填写完成，就可以开始查阅档案资料了。

　　接着，记者在电脑上尝试输入了“中国、苏联”、“周恩来”等关键词，以及相关时间段，电脑显示屏就立即显示出一系列含有关键字的文档。记者选中感兴趣的档案后提交申请，并来到前台支付费用。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条档案需支付两元钱成本费，一次最多可提交10条申请。”并随即交给记者一个密码。

　　记者用此密码在阅览室的电脑上登录后，就坐下来慢慢阅读这些电子版的档案了。尽管这些原件不能外借，但如果利用者需要复印件，可以直接在机器上提交复印申请，付钱后领取。

　　唐家璇建议启动档案解密

　　1999年，在时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建议下，外交部成立“开放档案鉴定小组”，正式启动档案解密工作。当时，外交部共组织了近百名在职和离退休外交官参与档案解密工作。

　　考虑到档案解密工作的要求很高，外交部要求各地区司派副处级以上、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对卷帙浩繁的历史档案逐一筛选、分工初审，在审查单上写上自己的意见，如判断密级，同意或者不同意开放等，并提出理由。再由外交部各主要司局及涉档有关中央部委审核，然后经外交部档案鉴定开放领导小组审定和外交部部务会议通过，最后将公布外交档案的计划和目录呈报国务院审批。

　　第一批解密工作完全靠手工完成。在第二批解密工作中，所有档案都事先扫描进电脑，专家看完原件之后，就直接在电脑上写上审核意见。同时，第二批解密不用复审，在专家意见逐层上报审批后，档案就可以开放。此外，外交部还购买了专门的档案解密软件，这种软件可以通过设定标准、进行分类，使从事档案解密的工作人员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今年11月12日已经是第三批解密档案了。档案馆鉴定和开放处处长张素林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在2006至2008年间，约有70多位在职和离退休外交官与档案工作者参与了第三批档案的解密工作。”此次解密的档案数量是前两批的总和，开放比例也达到70%，接近国际标准。张素林说，“完成这项工作绝非易事，其背后是外交部众多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

　　卸任大使领衔鉴定小组

　　2006年6月，受外交部欧亚司的委托，曾经担任过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四国大使的姚培生与其他三位外交官组成了一个档案鉴定小组，开始进行第三批档案解密，这其中包括1961至1965年间有关中苏关系问题的外交档案解密工作。

　　“这一时期准备解密的中苏关系外交档案有将近600卷。”姚培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外交部档案馆把这些案卷交给我们小组，要求我们一页不落地审阅，并提出了完成任务的大致期限。”

　　据姚培生回忆，在档案审查过程中，鉴定小组成员间经常要就一些重要的案卷交换意见、相互参阅。“以1963年7月的《中苏两党会谈记录》为例，这份记录长达600页，是一份机密度最高的文件。但小组成员经过认真讨论后，还是统一了意见，认为可以全部开放。”

　　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工作人员还把原有的600卷档案按内容拆分成了2000个小卷，“原来一摞档案里有20到30个小卷，如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方会谈，其中包括礼宾活动、会谈记录等多项内容，我们在解密的过程中把它按内容分门别类，这样从目录上看一目了然，查阅起来也比较方便。”姚培生说。

　　公布中苏关系演变文件

　　自2004年以来，外交部分两批先后开放了41000多件档案，时间跨度从1949年至1960年。此次外交部向国内外解密的外交档案共41097件，时间跨度则是1961年至1965年。外交部档案馆馆长郭崇立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这是外交部迄今解密档案数量最多的一次，“占这一时期外交档案总数的70%，而前两批的开放比例分别为60%和30%。”

　　郭崇立说，本次解密档案中，中苏关系演变文件的开放比例为历年最高。从1963年7月14日苏联发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包括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苏关系问题的指示、批示、内部讲话、情况调研报告、双边谈判记录、往来电报等文件，完整地记录了这一时期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战的过程。其中涉及的重要历史事件包括1963年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方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进行会谈；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国家关系相当紧张，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1964年周恩来出席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活动；中国协助转运苏联对越南的军事援助等。

　　“这次中苏档案开放程度非常高。比如中苏两党会谈记录的详细内容，包括赫鲁晓夫接见邓小平时的所做的讲话，我们一个字都没有保留。”姚培生大使说。

　　此外，本次开放的档案中，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相关文件也同样引人关注，其中包括中方当年的应变措施和撤退人员等情况，中方释放印度战俘的声明以及具体安排，以及中方与印方交涉情况如《国防部发言人声明》、《中方向印方通报释放战俘》等文件。

　　解密中美26次大使级会谈

　　有关中国在1961至1965年间积极改善同发达国家关系的真相，本次解密的外交挡案也一一记录在册，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中美大使级会谈。自1955年至1970年2月，中美两国大使共举行了136次会谈，为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此次开放档案涉及中美两国继续通过大使级会谈(第103次至128次)进行对话共26次，内容涵盖双方侨民回国、互换记者、裁军、越南战争、武器试验等，包括中方会谈方案、往来电报、谈判口径、中国抗议美国U2飞机侵犯中国领空等文件。

　　在本次解密档案中，许多有关中法建交历程的文件都是首次公开，如《法国外交部欧洲事务负责人谈中法建交事》、《黄镇向法国总统戴高乐递交国书》等。

　　此外，在本次解密档案中，公开了1962年11月9日，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同时还签署了互设常驻办事处、任命常驻代表并互派常驻记者的协议。“这些档案反映了当时中日关系的重要特点是‘以民促官’。”郭崇立说。

　　未来三年解密文革期间档案

　　据本报记者了解，根据《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档案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对外开放。郭崇立表示，“目前档案解密工作是‘集中清理欠帐’，外交部计划争取在未来三年内完成1965年至1977年的档案解密工作，之后将实现档案逐年解密开放。”

　　郭崇立介绍，外交部解密档案有4个原则，概括而言就是“四不”，即“凡是影响国家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的档案不开放；凡是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档案不开放；凡是涉及个人隐私的档案不开放；凡是影响民族团结的档案不开放。”除此之外的外交档案都可以开放。

　　本报记者在电脑调阅时发现，很多档案文件是手写稿，如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亲自起草的文件，都是用毛笔写的蝇头小楷，有些谈话记录则是由当时外交人员用细钢笔手写下来的。郭崇立说，“这些都给工作人员审阅工作带来不少文字辨认上的困难。”

　　记者在调阅档案时也注意到，有关档案中不能公开的部分会以涂黑的方式加以屏蔽。据郭崇立透露，“这种遮盖技术的引用符合国际上的规范做法，避免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因一两段不能公开而不能为公众所使用的情况，提高了档案的开放比例。”

　　开放档案得到广泛利用

　　自2004年外交部公开第一批解密档案以来，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已经接待档案利用者3400多人次，其中国外利用者700多人次，包括一些研究中国外交史的外国学者。

　　目前，这批公开的外交档案不仅为中外学者研究中国外交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成为新闻报道的生动案例和公众了解外交历史的重要渠道。许多专家都认为，外交档案的进一步开放体现了中国政府依法治国的理念和对国民知情权的尊重，是中国外交日益自信、成熟的表现。

　　根据已经解密的档案，外交部档案馆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的第一集和第二集，以及《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1949～1955》， 《建国初期的外交部》等一系列畅销书，使公众能够更多地了解外交决策的过程和中国外交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