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的真实性将非常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有利于全社会来监督政府部门的工作，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近日，辽宁沈阳市民温洪祥一下成了“媒体红人”。他的政府信息公开要求直指一向被视为最敏感的政府办公费、招待费、差旅费、单位事业性经营收入等内容，连沈阳政府有关负责人也称，这种公开难度极大。但也恰恰是因为这种“难度极大”的要求，才让温洪祥一夜蹿红，使他成了一个类似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沈阳市政府已向媒体表示，政务公开办已接受了温洪祥的申请。

　　这个问题首先涉及到了公民的知情权。公民的知情权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一项基本民主权利。今天，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许多国家纷纷制定有关政务信息公开的法律。该项法律制度在国外一般称为信息公开制度或情报公开制度。知情权是宪政发展的产物，没有知情权，民主制度的实现也就失去了基础。国家应当最大程度地确认和保护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这种权利，特别应包括获取政务信息的权利，知情权是政务信息得以公开的法理基础，其充分实现需要政务信息公开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合，因而政务信息公开化的程度就决定了公民知情权的实现程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无专门政务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的现状，但不管是从法规本身的条文来看，还是生效以来的执行来看，都反映了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从湖南汝城“市民状告政府信息不公开全国首案”，到郝劲松向有关各方递交的“华南虎信息公开呈请”，再到今天的温洪祥递交的《沈阳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都可窥一斑。由于部分法制的相对不健全，政出多门，暗箱操作式的内部文件大量存在。许多行业部门从本位利益出发制定了大量内部掌握的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多数属于行政主体的内部文件，并未向社会公众公开，这些内部文件往往又成为为政者不依法执政的依据，成为有权机关处理行政相对方的依据，作为一般公民不可能知道这些未公开的规则和信息，也不知道到哪里能够找到这些未公开的规则和信息，公众只能被动地接受有关部门愿意公开的部分或全部信息。

　　也许温洪祥事件在舆论的压力下其要求的信息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公开，但如果公开的话其内容的真实性又会让我们进一步产生怀疑，公开的内容会不会有虚假成分？信息公开的不准确、不完整，甚至是虚假，也是政务公开过程中值得关注的问题，虚假信息的公开一般集中在与公民个人利益相关的项目上，采用不公开或半公开等手段，将不合理开支以及由违规甚至是违法行为产生的数据、内容进行模糊处理等。从而造成真实信息依据权力等级来进行配置，级别越高，得到的信息越及时也越真实，没有级别的普通百姓只能通过小道消息来获得信息，其结果就是谣言满天飞。而这些谣言的传播，导致信息真假难辨，确认及分辨成本极高，甚至影响政府诚信力，最终危害整个社会信用体系。

　　事实上，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才能把政府和政府官员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但是，如今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却往往习惯于把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反映处理过程的信息看作是党政机关的“内部秘密”。这种思维逻辑的长期运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应对危机事件的套路：无视人民的知情权，实行所谓“外松内紧”，严格“保密”，在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于是，获取信息成为一种特权，不法官员可以把公共信息化为私有，用以作为寻租的工具。因此信息公开的真实性将非常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有利于全社会来监督政府部门的工作，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一直以来，政府的开销是一个热门话题，建立节约型政府，党中央国务院曾下发过相关规定，厉行节约，既是传统美德，也是打造节约廉政型政府的根本保证，是时代的需要，是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沈阳市民要求政府公开招待等费用，说明了时代在进步，民众主人翁意识在增强，依法治国理念更深入人心，廉洁型政府深受群众欢迎，如果此时，官员如果还称公开这些信息难度大，很明显其思维没有与时俱进，落实科学发展观也就容易成为一句空话。(李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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