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铁修建史上最大的事故”——杭州地铁工地坍塌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11月16日晚上，当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赵铁锤、浙江省副省长金德水、杭州市市长蔡奇责问地铁施工相关负责人“是否在事故之前就曾发现过事故隐患”时，该负责人表示确实存在隐患。当赵铁锤随即痛批“为什么不事先采取措施解除隐患”时，相关负责人表示，已向上级部门汇报过，需要等上级批示。对此回答，三位领导均表示，出现这么重大的安全隐患，施工单位应该及时采取措施补救，根本不需等待审批。(《广州日报》11月17日)

　　本可以解除的隐患，为什么一直存在直到酿成大祸？三位领导批评施工单位本该及时采取措施，根本不需要等待审批——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毕竟，人命关天的事情怎可以如此懈怠，不见批条就毫无担当？但事情显然不是痛骂施工方这么简单。施工单位或许也有苦衷：如果面对的不是简单明了的“小隐患”，而是原因复杂矛盾尖锐但情况不甚明朗，需要进一步探明甚至停工整顿的，那么，他们敢作出多少决断？如果进一步探明的是“小问题”，兴师动众的“大停工”若耽误整体规划布局，施工负责人是否能担当得起政府部门的“问责”？人命面前，我无意为施工方开脱，只想说，施工方发现重大隐患之后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

　　要害问题在于：施工方能有多大权限在“领导批示”未下来之前，作出力所能及的反应？就判断施工隐患来讲，施工方显然比“上级领导”更为直接，也更为专业。那这群“更为专业的人”为什么只能坐等不甚专业的“上级领导批示”来安排下一步工作呢？有人说，是“上级领导”没及时批示的“官僚作风”，让施工隐患抢在“批条”之前肆虐发威。“官僚作风”或许是有的，但“领导批示时效延误”的结论暂时好像也没有根据。笔者以为，就目前信息来看，这里面暴露出的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行政运作不专业”的问题。

　　实现最有效率的管理，必须实现责、权、利明确统一的专业化运作，每一个岗位都能有明晰责任，并对等地享有相应的权力，继而也能享受对应的利益。该有的责任不担当，就要被问责；该有的权力不运用，出了问题也要被问责。这种管理的专业化运作，会令每一个岗位表现出“职业化”的状态——更有能力、更有效力，自然也就更有“生产力”。

　　职业化运作被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高度重视——组长就是组长、主管就是主管、经理就是经理，严格按照流程操作，令权力实现高效率运转。但在政府管理部门，这种“专业化”、“职业化”意识并不强，很多时候仍然陷于“一锅煮”的状态。很多问题不是在各个层级解决，而是逐级上报，最后芝麻大的事情也要上报到最高领导那里“批示”，结果是效率低下，不见批示什么也不肯干。

　　这种不专业化、不职业化的结果，就是造成责权利的扭曲，也让公共资源付出了沉重代价。一个城市建地铁，的确是大事情，通常是把工程招标外包出去，而这种形式最需要的就是理顺责权利关系。在决策、执行过程中，若不能充分尊重“专业”，不能充分按照责权利的原则实现分级的承担与用权，就难免会出现各种问题，甚至付出血的代价。

　　痛定思痛，行政部门应从“坐等领导批示”的惨剧中总结教训，从对专业化用权的“集体无意识”中走出来，通过认真自省，有意识地加强行政用权的专业化运作。公司需要“职业人”，政府同样需要“职业官”。(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