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中国模式”

　　记者：记得您在去年发表的《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我们也看到，自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的论断后，一些地方率先展开了思想解放大讨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呼之欲出。那么，您对当前的这次思想解放有何看法？

　　俞可平：自从去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把继续解放思想当作四个“坚定不移”之首提出以来，思想解放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有的人认为，中央之所以要如此强调思想解放，是因为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严重分歧，妨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按照我的理解，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中央强调思想解放，既是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更是基于对我们目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挑战的认识。

　　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全面进步，中国人民正在享受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正在世界民族之林迅速崛起。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原因就是我们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传统社会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的形成，是解放思想的直接结果。我曾经在你提到的《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一文中，详细地论证了思想观念的变化，如何一步步地推动了我国的政治和经济进步。可以说，没有思想的解放，我们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不会有“中国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解放就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法宝。只要我们还要坚持改革开放，那就必须继续使用这一法宝。

　　另一方面，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例如，如何克服仍在不断扩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东西差距？如何让全体人民，特别是普通工人、农民更加公平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好地保护自然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如何进一步扩大公民的参与，更好地满足广大公民日益增长的民主需求？如何加快建设法治国家，降低犯罪率，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安全？如何坚决遏制腐败现象，增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如何解决各种利益矛盾，建设和谐社会？如何妥善处理好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的关系，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共同建设和谐世界？所有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自己没有现成的答案，在其他国家和其他发展模式中也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唯一的出路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找到新的解决办法，革新制度机制，不断充实和丰富“中国模式”的内容。

　　中央如此屡屡强调解放思想，不仅说明思想解放的极端重要性，也表明思想解放的难度。我们今天遇到的多数问题，是过去我们不曾碰到的，探索解决这些新问题的方案殊非易事，需要我们整个民族的智慧。此外，既得利益格局和传统思维的阻力又进一步增加了思想解放的难度。

　　记者：纵观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史可以发现，每次思想大解放都是一个“破”与“立”相统一的过程。比如，1978年开始的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成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1992年开始的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长期以来在计划与市场问题认识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确立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思想前提。那么，当前的这次思想解放主要在于“破”什么，“立”什么呢？

　　俞可平：对，每次思想解放总是既有“破”又有“立”。从根本上说，这次思想解放就是要坚决破除一切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和制度机制，确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观念、新思路、新制度。解放思想本身并不是目的，解放思想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要解决类似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新问题，前提是转变思想观念，但落脚点在于制度创新。一切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做法和改革，一切能够增加广大人民群众权益的政策和举措，都值得探索。例如，在社会政治领域，我认为一切符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统一的制度改革，都值得尝试和实验，一切有利于公平正义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也应当大力推进。像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扩大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推进社会自治，改革农村治理结构，建设生态文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等等，都需要通过大力解放思想来进行制度创新。

　　发展党内民主，是推进人民民主的途径和条件

　　记者：“中国模式”的内涵不仅包括经济方面，也包括政治方面。就政治发展方面来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多年来，您一直强调遵循增量改革或渐进式改革是一条成功的经验，与经济发展一样，政治发展也将按照增量发展和渐进改革的路径。那么，我国政治领域的改革未来会在哪些重要方面有突破性的进展?

　　俞可平：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将发展基层民主当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并且决定要“重点推进”。报告用整整一节的篇幅对此作了专门论述,表明基层民主仍将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领域之一。基层民主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政治权利,是全部民主政治的基础,意义尤其重大。此外，优先发展基层民主，从基层民主逐渐向上推进，也有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积累民主政治经验。

　　在发展基层民主方面,如何以法律和制度形式巩固和推行基层民主的创新实践;如何处理基层社会的党政关系、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关系、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的关系；如何有效遏制基层选举中的贿选和宗族势力影响等消极现象蔓延；如何增强公民的民主与法治意识，将是基层政治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乡镇机构的改革、乡镇党政领导公推直选范围的扩大、社区自治和职业自治制度的完善、公民参与形式的丰富、城乡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转变，都将是基层政治改革的重点内容。

　　记者：我国政治改革将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具体路径?

　　俞可平：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发展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但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命题，本身就意味着党内民主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人民民主才是最终目标。

　　党的十六大就确立了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路线。十七大再次确认了这一民主发展战略。党内民主是除基层民主之外，中国推进民主政治的又一重点。如果说基层民主是由下至上推进民主的话，那么，党内民主则是由核心向外围推进民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权力核心，几乎掌握着全部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此外，作为拥有73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国共产党聚集了中国社会广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没有党内的民主，就意味没有核心权力层的民主。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因此，从根本上说，发展党内民主，是推进人民民主的途径和条件。

　　记者：近年来，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民生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进行政治改革必然会导致社会承受能力和风险问题，因此，要先解决民生问题，以此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进一步改革。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俞可平：十七大再次重申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即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先进、社会和谐，必须从这个整体性的战略目标中去深入理解和把握发展民主与改善民生的关系。

　　民主与民生，是共和国腾飞和中华民族振兴的两翼，不可偏颇。民主与民生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决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将它们对立起来。不能认为重视民主就势必忽视民生，或相反，强调民生就势必轻视民主。

　　胡锦涛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改善民生也好，发展民主也好，繁荣文化也好，建设和谐社会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最终胜利地履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