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的“历史功绩”

　　计划经济的“历史见证”

　　方寸票证，记录了时代变迁，囊括中国农业、商业、工业及服务业的发展史，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见证”。

　　“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而采取当时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印发各种商品票证，有计划地分配到单位或城镇居民手中，这就是中国当代票证时代的开端。”2008年7月9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计划经济物资不足，需要用票证来控制需求。”

　　随着各种生活物质的不断丰富，在1993年，使用近40年的粮票“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这是目前学界公认的“票证时代”的终结。而在此之前的几年，布票、自行车券、缝纫机券、外汇券等票证家族其他成员，就已悄然“退出江湖”。

　　“是改革开放让人们扔掉了各种票证，远离了商品短缺，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基本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票证历史与中国经济发展轨迹紧密相连，你可以看到由票证描绘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曲线图。”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段钢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同是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终于确立起来。

　　泱泱“票证大国”

　　学界对于票据的起端，公认的时间是1955年，是以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为标志。之后，食用油票、布票相继面世。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较大的厂矿、学校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买‘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不用票,买其他东西几乎都要票。”当时有人这样感叹。

　　根据上海市商业二局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一份资料统计显示：仅以1962年为例，上海凭票供应的商品从此前的8种增加到62种。包括粮票、糕点票、糖票、油票、肉票、盐票、肥皂票、火柴票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中央到基层发行过粮票的地方约有2441个，品种约有30万，包括农村口粮粮票、工种粮票、补助粮票、知青回城粮票、光荣家属粮票、干部下乡粮票、军用粮票等等。

　　“大多数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什么样的商品就用相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为了照顾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科研人员和有特殊贡献的人，也分别发放了一些特供票证。”上海老作家沈寂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对票证的记忆显然是“刻骨铭心”。

　　“几乎找不到不要凭票就能购买的东西。”申健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并不缺乏票据的身影。银票、当票和各种买卖契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而这与新中国发行的各种票证明显不同。

　　“建国后最早的票证应当是1950年开始印发的粮秣票，即大米票、马料票、柴票、马草票。”上海真常礼品有限公司经理董鸣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同年2月份，政务院出台《全国各级人民政府1950年度暂行供给标准草案》，各大区分别对享受供给制的机关工作人员、解放军官兵和部分企业职工的粮食定量标准作出规定。”

　　但是，《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大部分专家一致认为， 1955年粮票的诞生，才是新中国票证的开端。

　　从1953年10月开始，中共中央决定开始在全国实行对粮食、油料(包括食油)的统购统销政策。1955年8月，国务院颁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由此粮票和购粮证作为第一票进入了新中国的票证历史舞台。随后，油票、布票、麻酱票、肉票等相继发放。

　　1961年10月起，全国各省、市、县先后实行了按工资比例，随发日用工业品购货券、购货证的规定，把50余种商品列入凭券供应范围，如搪瓷杯、电池等物，票证种类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地方还发放了手帕票、鞋票。

　　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到1965年，除粮、布、棉、油、糖、烟等十几种重要票证外，其余票证已逐渐消失。但十年“文化大革命”，又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导致了商品的紧缺。商品越是紧缺，票证发行量就越大，而其间发行票证的数量更是空前。

　　上海市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票证体现的是计划经济思路，也是国家对市场经济宏观控制的手段、一种社会管理的措施。在这种制度之下，保证了社会总体物资分配的平衡，保证了人民基本的生存需要。”

　　时代造就“票证”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票证可能是维护当时经济体制运行的最好方法，也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必须手段；同时也是在当时消费品不足的情况下社会需要的一种分配方式。”上海社科院刘社建博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说，“当然，不利之处也显而易见，票证发行限制了公众消费，阻止劳动力自由流动。”

　　事实上，票证的发行，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将劳动力紧紧束缚在人们出生、生活的所在地，尤其是农村。由于“非城镇户口”的人们不享受绝大多数票证的“优待”，使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成为不可能。

　　而且，票证发行后，社会上立即出现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并有了严格的“世袭制度”。吃“农业粮”的想要嫁(娶)“商品粮”的，几乎没有可能。

　　但是，也有相关专家持相反意见：“票证束缚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不能以好与坏作简单判断。就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应该是利大于弊，只有把农村劳动力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才能通过‘剪刀差’来完成工业所需要的积累，这对发展工业是有积极意义的。”

　　“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下，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完全依赖于计划体制中官员们带有想象成分的‘社会需要’。”这位专家分析认为，“比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缺少的是轻工业产品。但计划体制时代人们却认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工业，所以大量的资源都投向重工业。结果造成消费品的严重短缺，老百姓需要的日常消费品没有一件不靠票证才能买到。”

　　他指出，“不宜过分强调票证的作用，归根结底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票证虽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其本身并不能代表计划经济体制。不过，如果放在更长远的历史背景下看，通过低廉的农产品价格提供给工业原料、帮助工业发展以及积累，其意义需要重新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