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是什么？对于改革开放后出生、怀揣信用卡自由自在消费的一代，“票证”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更无法理解这方寸纸片中曾经容藏着的饥饿寒冷和无言期盼的“时代记忆”。

　　如今，票证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历史文物”，被收藏者宠爱着。

　　9月30日，一位离休老干部向上海市博物馆捐赠了56枚珍贵的上海粮油票证，其中有11枚绝版的票证。而“十一”黄金周期间，上海世纪公园一角，民间收藏爱好者展出超过1万枚近现代股票、商标、许可证等老票证。

　　一代人说不清的“票证情结”和年轻人对于票证的隔膜，折射了改革开放30年生活的巨大变迁，也反映了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的沧桑轨迹。

　　自1955年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始，至1993年票证的全面退出，整整39年，小小方寸 “票证”见证了多少真实的人间表情；而改革开放30年给老百姓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从此摆脱和告别了票证所代表的物质匮乏时代。

　　方寸票证留存的“时代记忆”

　　婚礼与票证

　　在改革开放初期，票证俨然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关键词，它近乎影响了黎民百姓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上海市大木桥路古玩城六楼，正在筹备“票证博物馆”的上海春申集藏社经理申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了这样一件趣事。

　　1988年，申健筹办婚事。按照老上海的规矩要准备“三大件”：缝纫机、自行车和彩电。经过充分沟通，第一件由女方准备，第二件找了辆半成新的“凤凰”凑和，而搞定一台彩电，却成了他完婚的一大难题。

　　几经转折，申健终于找到“有路子的人”，觥筹交错间对方拍胸脯保证“解决”。可是，就在婚期只剩3天的时候，对方打来电话告知：对不起，没有弄到。顿时，申健沮丧万分。下班途中路过徐家汇新华书店时，看到“买书中彩电”的广告，于是咬牙拿出全月三分之二的工资买书。天遂人愿，果真真的中了奖——一张凯歌电视票。

　　“顿时感觉浑身来劲，当天就把电视机用我的‘老凤凰’给运了回来。晚上，目不转睛看电视到深夜，直到出现满屏雪花。”申健笑着说。

　　他的春申集藏社柜台很小，只3、4平米左右，但里面摆满五花八门的收藏品。包括早期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文革年代的户口本等，而其中又以票证居多。

　　“收藏票证，首先是因为对它有感情。”申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1969年初中毕业后，我就下乡去安徽的一个农场插队，吃的是大锅饭，挣的是工分，一个劳动日才挣10个工分，只有8分钱，需要家里寄点全国粮票来贴补我的生活。”

　　他回忆道：在农场干活的时候，总感觉“吃不饱”。国家给的每个月定量粮票怎么省，也挨不了大半月。没办法，只有靠父母补贴。“在农场，一天到晚的伙食都是冬瓜，吃上大半个月，肚子里什么油水都没了。每个月偶尔也有吃肉的机会，这个时候农场食堂就特别热闹。我使劲拨开人群，把自己的搪瓷大碗从众多人的脑袋上递过去，才能分得‘一杯羹’。而几十斤猪肉，全农场百十号人分，怎么分也是不够吃的。”

　　“因为1986年政府‘大龄青年回沪’的政策，36岁未婚的我才得以回到上海。”申健笑着说。

　　2001年，年逾50的申健向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捐赠了价值达33万元的2000多枚票证。“就是要表达能够‘回来’的感恩之情。”他说。

　　半辈子的“票证生活”

　　结婚经历，使申健对票证有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也促使他走上了票证收藏与经营的职业生涯。

　　而对于更多的人，当年的票证，却是整个生活的“支点”。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都是凭户口、凭票证供应；没有票证,意味着无法生存。

　　“1932年出生的我，已经经历了39年票证生活。这可是我的半辈子啊！”家住上海市闵行区张志荣老人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颇为感慨。

　　这位参加过解放战争、今年已经76岁高龄的老人告诉记者：“1953年，我进了县机关。1955年国家开始发行粮票，每月自己的粮食定额是28斤，小孩子7斤。如何让家里人吃的更饱，是我的‘头等大事’。”

　　“为了能让4个年岁差不多的小孩能公平地享有食物，我每天上班前都会把一天吃的东西用秤称好了分给他们。比如一块豆腐乳，会分成很小的四块，放在各人的小碟子里。小孩都省着吃，因为他们知道，吃完了自己的就只能眼睁睁看别人吃了。”说到这里，老人露出苦涩的笑容。

　　老人说，“因为全国各省市发行的地区粮票互不流通，出门要换取全国通用粮票，而全国通用粮票的发行也是受控制的；我们生活不自由，农村的人想出门就更困难了。”

　　“农村里的人去城里走亲访友，会用手帕包上半斤米。因为当时不管农村、城镇都非常困难，不好意思吃亲戚家的，就只好自带着口粮。”他回忆道，“遇到婚丧，也要去镇上的国营饭店。上饭店不仅要付钱，还要付粮票，少了哪样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