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一家挨一家的破败工厂，如今变成了博物馆、体育场和成片的居住小区、购物中心。仅仅6年时间，过去一片萧条的沈阳市铁西区变得让黄秀英这样的“老铁西”也感到陌生。

　　11月10日，68岁的黄秀英老人一早来到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卫工街的铸造博物馆。博物馆由原沈阳铸造厂的三栋厂房改建而成，那是黄秀英老伴以前工作过的地方。冲天炉、闷火窑、转盘车、碾砂机，博物馆里这些寂静无声的大家伙让老人既熟悉又陌生。

　　铁西区曾被誉为“共和国装备部”。在该区建设大路以北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中了沈阳市60%以上的工业资产、工业产值和75%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曾为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然而，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这个典型的国家老工业基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不进反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自2002年沈阳市大手笔启动铁西整体搬迁改造至今，已有包括沈阳铸造厂在内的230多家企业陆续搬离。

　　“共和国装备部”陷入困境

　　“看看那部纪录片，就知道当年的铁西区是什么样了。”沈阳市铁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振中说。王振中曾任铁西区工业改造指挥部副总指挥。

　　王振中指的是曾获国际大奖的纪录片《铁西区》。昏暗的厂房、等待下岗或已经下岗的工人、脏乱的棚户区……镜头真实记录了处于绝境中的铁西区，记录时间是1999年到2000年。“我闻到了铁锈味。”一位评论人这样描述自己看完《铁西区》后的观感。

　　上世纪最后10年，市场经济大潮扑面而来，正是铁西最艰难的时候。

　　辉煌时期拥有3万多人的沈阳重型机械厂，生产出过新中国第一台五吨锤、第一台水压机、第一台球磨机，曾被称为“中国重机工业的摇篮”。沈重是一家典型的大而全的国有企业，从幼儿园到小学、中专、职工大学，从职工医院到招待所、公安处，应有尽有，但就是没有自己的销售部门。

　　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习惯围绕计划指令转圈的沈重与铁西区的大多数企业一样，开始感受到市场的压力。进入上世纪90年代，大部分国有企业就像一个负重前行的老人，已经显现出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经营机制僵化、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负担沉重的通病。

　　“到了市场经济阶段，得自己揽活，和南方的小厂竞争。我们能干的人家也能干，他的人还少、负担轻、价格便宜；我们的人多、管理费高、东西贵，干得还慢。这样一来，我们厂的生产任务就开始减少。”沈阳重型机械厂原厂长黄松涛说。

　　产品单一，市场萎缩，工厂开开停停，无法正常发放员工工资。退休工人每个月只能领300元生活费，还经常拖欠。“工人自嘲是‘三资企业’，只有新年、春节、国庆节才能发三次全额工资。‘开资没有号，工作没手套，洗手没肥皂’，企业那时候就是顺口溜说的那样，前所未有的困难。”沈重集团动能公司党总支书记赵立泉说。

　　最困难时期，沈阳铸造厂、沈阳机床三厂、中捷友谊厂这样的拥有成千上万工人的大企业，账上几乎没有现金，银行不愿放贷，濒临破产。“领不到工资和退休金的工人，经常就把建设大路堵了。一堵路，政府和企业就得想办法筹钱开支。工人把建设大路戏称为‘建设银行’。”王振中说。

　　2002年，谷春立调任铁西区区长。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本让人心情沉重的大账本：

　　30多万产业工人，近半数丢了饭碗；1100多家大中型国企，大多数债务沉重，资产负债率高达90%以上，欠银行债务260亿元，拖欠职工工资、生活费、医药费、采暖费、集资款、社会保险缴费、丧葬费等达35亿元。

　　为帮助这些国有企业解困，从1986年到2002年年初，各级财政共投入资金约350亿元，但仍解决不了问题。重振铁西，始终面临着几大难题：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这些以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益为特征的传统工业如何转型？企业老化的机制如何转换？

　　从试行承包制到减税让利，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到零价格出售，“20多年来，各种招都想遍了。实践证明，单就企业论企业，就技术改造论技术改造的路，根本走不通。”王振中说。

　　企业想死都死不成咋办

　　“过去，我们着眼于具体解决某家企业和某个产品的困境，而不是整体通盘考虑，一直收效不大。当时有一句话：‘企业不改造是等死，改造了是找死。’”现任铁西区区长李松林说。

　　从2002年6月开始，沈阳市对铁西区开始了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当年6月18日，“慕马大案”之后的新一届沈阳市委、市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将铁西区和张士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二为一，对建设大路以北的企业从城中心地区搬迁至位于郊区的张士开发区，腾出的土地用于发展商贸、住宅、娱乐、休闲、文化等第三产业。

　　在李松林看来，“腾笼换鸟”模式跳出了“就企业论企业”的旧思路，将工业基地改造与城市功能区重新布局结合起来，意味着“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等一系列难题有了破解之道。

　　铁西区的具体做法是，将破败企业和高污染企业整体搬迁至开发区。腾出的城中心地区，大力拓宽道路、种草植树，新修湖渠水面，改善环境，以提高土地价值。用出售土地的差价收益，解决原厂债务和职工安置问题。与此同时，大力推进企业机制转换，使新厂轻装上阵，并拥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

　　规模浩大的铁西再造拉开序幕，沈阳黎明毛纺厂幸运地成为了“试验田”。

　　2002年年中，黎明毛纺厂、浙江新湖集团和铁西新区土地储备中心签署协议，将黎明毛纺厂18万平方米的地块和地上建筑，以每平方米700元出售给浙江新湖集团。前者获得了宝贵的1.16亿元现金补偿。

　　黎明毛纺厂所属的沈阳华岳纺织集团资产部原部长范昆是这一历史转变的见证人。他给记者算了笔账：开发区土地每平方米价格为200元，新盖11万平方米的厂房，土地成本只需2200万元。出售土地和新购土地之间每平方米有500元的差价收益，为拯救黎明毛纺厂留下了巨大的腾挪空间。

　　在张士开发区购地、盖厂房和购买前期设备，总共投入9300万元；用600多万元，解决了500多名职工的失业并轨，与企业脱离关系；另用600多万元，解决了部分长期拖欠的离退休职工生活费和职工工资、医疗费和集资款；后期投入购买设备、安装、调试等花费2000万元。“这让我们初步卸掉了困扰企业的沉重债务、冗员包袱，转换了管理机制，相当于再造了一个全新的大型毛纺企业。”范昆说。

　　要知道，2002年前，由大型国有企业沈阳第一毛纺厂和第二毛纺厂重组而成的黎明毛纺厂还处于停产、工人无工资可开的绝境。当时的黎明毛纺厂想死都死不了，因为还拖欠着近两亿元的内外债务。

　　作为第一家整体搬迁的上规模企业，黎明毛纺厂是6年来铁西区230多家大中型国企突围的缩影。

　　首任区长被称为“谷扒”

　　“试验田”效果不错，沈阳低压开关厂被列上了搬迁企业的名录。当时的沈阳低压开关厂，欠职工各种内债6000万元、外债1个多亿，已经资不抵债。但让王振中和他的同事们没想到的是，搬迁过程却“异常艰难”。

　　铁西区工业改造指挥部工作人员第一次到低压开关厂，就吃了闭门羹。工厂是工人的命根子，拆完了怎么办？工厂搬迁有没有规划可依？有什么法律依据？搬迁按什么标准补偿？工人们提出了一串疑问。

　　但解决方案尚在酝酿当中，根本没有现成的答案。“当时别说在岗工人不理解，离退休工人不理解，就是在职干部和厂长也不理解。工人们甚至组织了护厂队，保护工厂。”王振中说。

　　区领导亲自上门，与工人对话，反复沟通，反复协调，仍旧得不到理解。一次，上门动员搬迁的工作人员与工人一语不合，遭到围攻。警察闻讯赶来，可进不了工厂大门。一直等到区长谷春立和王振中赶来。

　　一位抗日时期加入革命、在低压开关厂工作多年的离休老干部质问谷春立：“工厂的一砖一瓦都是我领着建的，花了国家多少钱！拆了，你不心疼吗？”

　　“我当然心疼。”谷春立说：“可这么大的一块土地资源不能有效利用，厂里那么多工人失业在家，铁西不能发展，我更心疼。多少年了，想尽了办法，都不能让工厂起死回生，只有整体搬迁一条路。”

　　反复劝说下，谷春立给出的承诺终于让工人们有所松动。“当时我们承诺由区政府先拿出几百万元，解决部分工厂拖欠工人的工资、生活费和集资款。”工人们同意召开职代会，终于通过了搬迁方案。

　　低压开关厂的工人很快看到了搬迁的好处。厂区原有土地6万平方米，出让所得1亿余元，其中的6000万元用于偿还拖欠工人的工资、生活费、取暖费、丧葬费和部分医疗费。“应该说，工人对结果基本满意。我们足足用了一年时间，才让铁西区的企业认识到了整体搬迁的好处。”王振中说。

　　曾经闻名全国的沈阳鼓风机厂、沈阳冶炼厂等，相继走上了搬迁之路。截至2007年年底，铁西区共有230多家企业迁往开发区。这些企业搬迁后腾出了近8平方公里的土地，土地出让使铁西区获得了140多亿元改造资金。

　　作为铁西改造这一重大决策的执行者，铁西新区首任区长谷春立被铁西人送了个外号——“谷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