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一个温和晴朗的上午，汕头大学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这是近30名参与过汶川地震灾区一线报道的记者，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国内最为活跃的通讯社和平面媒体。应汕头大学新闻学院之邀，他们将对国内新闻界在“5·12”汶川特大地震期间的报道，进行一场为时一天的研讨。

　　研讨会上的气氛显得热烈而理性。记者们彼此分享着此次地震报道中的经验，或是坦率道出自家媒体的欠缺与失误，也会冷静地谈到自己在进行报道时的困扰与不足。

　　此时，离地震发生已经整整172天。在许多旁观者看来，那场山崩地裂的灾难，似乎未在这些记者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

　　但研讨会结束后的饭局与聚会中，情况明显发生了变化。记者们开始情不自禁地回忆起那十多天炼狱般的采访经历，也会聊起从灾区回来后的痛苦和煎熬，在酒杯的碰撞与烟雾的缭绕中，许多人的眼角泛起泪花。

　　显然，理性与冷静都只是表象。这将近半年的时光，并不能将某些记忆从他们的脑海中抹去。那些曾目睹地震后惨烈景象的记者，都将和这段一生中刻骨铭心的采访，进行一场漫长的告别。

　　1 在灾区呆了一个多月，回北京的头两个晚上，新京报记者吕宗恕连续做了两个噩梦。

　　头一个梦，他在堆满遇难者遗体的空地上走着，突然间，一个死去的人拉住了他的小腿，他在拼命挣扎中吓醒了。第二天晚上，他在梦里看到数不清的遇难者遗体，在梦里他嚎啕大哭，直至哭醒。

　　几乎每一个从灾区回来的记者，都有过和吕宗恕相似的经历。一些记者梦见各种奇形怪状的妖魔或者鬼脸，向自己飞来；一些记者会梦见自己的至亲——父母、妻子、儿女被压在废墟里，呻吟、呼救，自己却无能为力；有些记者从梦中吓醒，看见身边盖着白被单的妻子，甚至会产生“不好的联想”。

　　与噩梦相伴随的，还有数不清的眼泪。

　　一个曾去过中东等地报道过战争的老记者，到了灾区竟崩溃了。他一个劲地念叨着“真惨啊”，一跟人说话就哭，以流泪开始，以嚎啕大哭结束。在灾区待了3天后，全身器官功能紊乱，只得撤回后方。

　　而新华社记者朱玉在灾区呆了10天后回到北京，当领导向她提出要求，希望她作为老记者，能够作一些关于抗震救灾的报告时，她试图推辞，却没能成功。没想到这竟成了她“最大的折磨”。在几次报告会中，她只要一谈到那张白纸，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讲台上泪如雨下。甚至，在新华社的一次电视电话会议中，主席台上下的领导和记者们都哭成一团。

　　那段时间里，实在无法抑制悲伤时，朱玉就把自己关进书房，她告诉家人，谁都不要管她。可隔着两层木门，家人还是可以听到她嚎啕痛哭的声音。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愿意在旁人面前流泪。有些记者觉得，自己的这些苦难，“和灾民比起来实在不值一提”。

　　但记者们受到的心理创伤，并不能得到合理的释放，于是，便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的首席记者南香红，从灾区回来后，不敢在丈夫和12岁的儿子面前表露悲伤，怕“吓着他们”。但时间不长，她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没多久，她就得了哮喘、心脏疼痛，一躺下，就会胸闷得透不过气。整整两个月，她都只能坐着睡觉。

　　某中央媒体一个女记者，从灾区回来后表现得很正常，能说能笑。直到过了两周，一个朋友做了一本汶川地震的画册，送到办公室给她。她翻了翻那本画册，突然间当着众人的面，用画册蒙着脸，嚎啕大哭起来。

　　还有些记者，像是得了某些强迫症，他们不能听到音乐，或是看到旁人的笑容。有人变成了“道德的化身”，一旦身边有朋友谈论吃喝或者享乐，他们就会露出嗤之以鼻的神情。

　　有人一边排斥着来自四川的消息，一边又不断地关注着那儿的新闻。有人无论到哪儿，都要查看一下建筑结构和地质结构，找出房子里最安全的地方；有人习惯在睡觉时穿着衣服开着门，并且在床头柜上放上手电、水和食物。

　　有一位摄影记者，甚至再也不去翻看在灾区拍摄的那些照片，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只要一看到那些照片，他似乎就能闻到浓郁的尸臭味。

　　“那段时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张纯如在采访完南京大屠杀后自杀了，因为，每一次采访，对自己都是一次伤害。”朱玉说。

　　2 这位老记者至今忘不了这样一次采访。

　　那是5月17日上午，离地震发生近5天，朱玉在北川中学的废墟边，注意到一位老师的手中拿着一张白纸。

　　看上去，这仿佛就是一张普通的白纸。但当人们把这张纸捧在掌上，迎着阳光，眯起眼仔细查看，却依稀能看到上面的刻痕。没有人知道那是用什么东西刻出来的，但能辨认这些刻出的字迹——“姜栋怀，高中一年级一班。爸爸妈妈对不起，愿你们一定走好。”

　　采访中她得知，当人们发现这个孩子遗体的时候，他的怀里还紧紧搂着这张白纸。那是他在废墟下跟爸爸妈妈最后的告别。

　　而最令南香红内心感到疼痛的一次采访，是在映秀小学。在那片小山般的废墟前，她突然看到一个老太太。每当有士兵抬下孩子的遗体，她就要颤巍巍地走上前去，辨认孩子的面容。她读五年级的孙儿，还埋在废墟下，孩子的父母早已放弃了希望，但这位双耳失聪的老人，却独自一人在这里守了10天。

　　老人背着一个大筐，里面放着一套干净的衣服，以及一块白布，她告诉南香红，如果找到孙儿，还活着，她就给他换上新衣服，带他回家吃饭，如果孙儿死了，“就用白布擦干净，然后盖上”。

　　那一刻，南香红痛哭流涕，“几近崩溃”。

　　对于年轻记者吕宗恕来说，那个留在他照片上的女孩，是他内心难以愈合的伤痛。

　　地震发生的当天下午，吕宗恕第一时间赶到了都江堰。在一家建筑装饰材料批发市场，他遇见了那个下半身被压在废墟中的女孩。女孩的丈夫焦急无助地守候在边上，吕宗恕帮着拨通了警方电话，但因为急着赶往映秀镇，没能待太久，他只是拍下了当时的场景，也忘了打听这对夫妻的姓名。

　　但时至今日，女孩求生的目光、试图爬出废墟而拼命撑起的手臂，还有被压住的身体，却一直留在这个30岁男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他先后四次去过都江堰，都去建材市场打听女孩的消息，但一无所获。

　　“我应该等到她获救再离开的。”他内疚地说：“现在想想，这或许会让我内疚上一辈子。”

　　的确，几乎每个在第一时间去过地震灾区的记者，都会遇见类似的故事。那些交织着死亡和悲伤的细节，有意无意地渗透进他们的记忆里，没有人知道，它们会在什么时刻，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迸发出来，而保存这些记忆的人，又会感到怎样的痛楚。

　　3 对于许多记者来说，这种“灾区采访综合征”，在刚过去的半年时间里，就像是“一条大尾巴，漫长地拖在身后”。

　　在平静了很长一段时间后，9月初的那段时间，吕宗恕又连着做了四天噩梦。

　　第一个晚上，他梦见映秀镇的“万人坑”，背景是低沉的哀乐，还有连续不断的鞭炮声。他突然感觉胸口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然后惊醒。

　　第二个晚上，他梦见自己把一个人的双手砍断，然后扔进一堆杂草中，被一个邻居老太太发现后，吓醒。

　　第三晚和第四晚，他梦见自己掉进一个万丈深渊，高速坠落了很久，吓醒后，又是一身冷汗。

　　而那段时间里，朱玉原本觉得自己“已经慢慢恢复”了，但有一天吃橘子时，家里的保姆无意中问了一句：“北川不是产橘子吗？不知道那儿的橘子怎么样了？”朱玉立刻如同被雷击中一样，扎在沙发里嚎啕大哭起来。

　　此前，在奥运会开幕式那天，朱玉看着“笑脸伞”上那2008张孩子的笑脸，又开始“莫名其妙”地流泪。因为这让她想起在北川幼儿园边上看到的那块写着“离奥运会还有88天”的大牌子。

　　只要有空，朱玉就会到腾讯网的地震遇难者网上纪念馆，给她知道的每一个遇难者献花、敬酒、留言，一遍又一遍。

　　“我从没有用任何方式使自己速愈，因为我知道，这是不现实的。”她说。

　　在这半年时间里，朱玉收到过无数条安慰短信，但只有一个去过科索沃的战地记者发来的短信，让她觉得安慰到了自己的“内心深处”。

　　“我看了你写的稿子，你不该这么投入。这样的痛楚，它会渗透进你的骨髓，会超乎你的想象。”看着这条短信，朱玉的眼泪一下子又流了出来。

　　后来，这个战地记者告诉朱玉，在科索沃待了3年后，她终于去了德国。当她一个人坐在新华社驻德国的办事处门口，大太阳晒得身上暖洋洋的，周围一片祥和，没有炸弹的爆炸声，她望着周围来来往往的人群，突然失声痛哭。

　　朱玉说，自己完全理解这种感受。回到北京后这么长时间，有时，她开车行驶在北京的街头，听着车里的音乐，想起灾区的那些事情，依然会情不自禁地流泪。

　　有时，她看到北京街上的交警，依然会想起北川那个叫杜文君的生死未明的警察。

　　那是她5月17日刚进北川县城时，在一辆被巨石砸毁的警车边，捡到的一顶交警的大檐帽。帽子里写着这个名字，边上还用圆珠笔画了一张笑脸。

　　4如今，朱玉正在联系国际红十字会，帮助灾区学生做紧急避险和救护的培训。她决定将自己今后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灾区重建的报道中。

　　11月初的汕头大学灾难记者研讨会，主办方整理出一本小册子，收集了每位与会记者的地震报道。朱玉说，自己以前读过所有这些文章，“几乎每一篇都哭过”，但现在，她已经可以很平静地面对这些文字。

　　“我要正视自己的痛苦，把它消化掉，伤口才能愈合。”她说。

　　朱玉曾经想带一张作文纸回北京。那是她第一次去北川中学时，在废墟上捡到的。从文字里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并不快乐的小女孩，在作文里，她在和已经离世的妈妈说话，她说自己每天都想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妈妈走了，她要去找妈妈。

　　朱玉想了很久，最后，她还是决定将这篇作文留在四川。她将这张作文纸放在宾馆的床头柜上，双手合十，做了一个小小的仪式，和它告别：“我希望你还活着，有勇气地好好生活。可如果你已经不在了，那你应该和妈妈在天堂里了。”

　　朱玉并没有从灾区带回任何东西。不过在灾区穿过的衣服和鞋子，她依然还时常在穿：“它们会时刻提醒着我，作为一个记者，我依旧在路上。”

　　而南香红却将自己在灾区穿过的衣服和鞋子洗干净，然后放进储物室一个单独的衣柜里。

　　“我实在不希望那段回忆再进入到自己的正常生活里。”她说。

　　可她现在的工作，是将《南方都市报》地震期间的报道从头到尾看一遍，她想将这份报纸在地震期间的操作，作为一个案例来分析，然后形成一本突发事件的“记者操作手册”，为国内新闻界的同行们提供一份借鉴。

　　尽管看到过去的那些报道，她还时常有窒息和流泪的感觉，但她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勇气，“该看的还是要看，该去的还是要去，这是我们的工作。”

　　而像吕宗恕这样的年轻记者，早已奔忙在各个新闻事件的现场。前些天，他刚采访完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事件回到北京。

　　“不是所有记者都适合做灾难记者，但有了灾难，所有记者都会想去。做了这个职业，就该去做这样的事。”他说：“早就习惯在路上了，我随时准备着回到四川。”

　　5 11月8日这天，正是这个国家的第九个记者节。朱玉、南香红等几位参加过地震一线报道的记者，在北京北三环边上的一家咖啡馆里，进行了一次小型的聚会。

　　北京刚开通的地铁10号线，正好从这家咖啡馆的地下穿过。每当有地铁经过的时候，地底深处就会传来隐约而轻微的震动，周而复始。

　　这有点像是一种隐喻，就如同那场灾难给他们的内心深处带来的周而复始的冲击与震动。的确，当他们聊起半年前的那些往事时，依然时不时地用纸巾拭去泛出的泪花。

　　只有南香红说的一个细节，让他们同时笑了。

　　那是南香红从灾区回到北京后，12岁的儿子给她画了一幅画，上面是一丛鲜艳的花朵。儿子在上面写了一句话：“妈妈，欢迎你回来。我天天想你，你回来了，我们一起去看星星吧。” (林天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