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记者节又到了，很巧的是，临近这个记者的节日时爆出了近年来有关记者的最大丑闻，相信许多年以后记者同行仍会为这一幕感到耻辱，这一幕将会永远钉在中国新闻业的耻辱柱上：一群真真假假的记者竟然在一场矿难之后，像乞丐一样排着队向欲瞒报的矿方争领封口费。阿多诺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同样，封口费事件曝光后，记者们像往常那样对自己职业神圣性、崇高性、使命感、荣誉感的任何空洞标榜也是可耻的，记者节中任何莺歌燕舞、自娱自乐和无节制的分利表彰也是无耻的。

　　封口费事件后，记者将何为，记者节将何为？无疑，这应该是一个以职业反思和清理门户为主题的记者节。正如许多对封口费有着深切耻感的记者同行所言：不需要什么礼物，全面地曝光和处理封口费事件是记者节最好的礼物。

　　“家丑不可外扬”是我们的文化劣根，许多地方政府以“掩盖本地负面新闻”为习惯，许多行业以遮掩行业丑陋的潜规则为习惯，我们这样许多庸常的人都有着讳疾忌医、报喜不报忧的心态——也许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可以这么做，但记者永远不能，因为这是一个承担着向公众报道真相之责任的职业。这个群体的人以曝光丑恶、揭露腐败、批判虚假、追踪真相、报道事实为己任。曝光别人的丑恶，首先要毫不忌讳自己身上的丑恶；要使报道有公信力，首先要有一种道德自治能力以让公众相信报道者的干净。报道者道德沦丧，谁还会相信报道的客观和公正。所以，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永远不能仅把批判矛头指向别人，永远应该警惕自己身上的弊病。

　　而封口费事件恰恰曝出了记者行业自身的丑恶：不要以多数是假记者为借口，即使只有一个真记者也是记者的莫大耻辱；不要把假记者作为维护面子的托辞，当时知情的真记者都到哪里去了？更不要自欺欺人地将此次封口费仅当作一次偶然的个案，那黑色的悲剧中不知发生过多少起封口费事件了，日常新闻生态中那种类似矿难封口费的庸常之恶又有多少。

　　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记者节，在这个刚爆出封口费的记者节中，我们应该丢掉那些自命神圣、自夸“瞭望者”的虚荣，丢掉那些自视甚高、自我陶醉的荣誉感，告别一些庸俗的表彰、颁奖和评优，带着耻辱感去追问和反思封口费：让公众看到除了首批曝光的那些媒体名单外，还有哪些更牛的媒体收了丧尽天良的封口费；还要向公众证明自身的道德自治能力，记者行业是怎样地清理门户，严厉惩罚那些害群之马。

　　为此，我们呼吁严厉的行业禁入制，将那些拿封口费的记者永远逐出新闻界，永久性地剥夺其新闻从业的资格。我们再次呼吁新闻立法，不仅是以法律惩罚那些拿封口费的记者，更是给真正的记者以报道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责任，没有自由的尊严，很多时候就对失德缺乏应有的耻感，也许新闻业的某些道德失范正源于此。

　　当然了，我们还呼吁官方对此次封口费的举报者戴骁军给予表彰，以高调表彰戴骁军来修补记者业蒙羞的形象。如果说此次封口费事件没有让记者业形象丢尽、让新闻业尚残存一点尊严的话，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还有戴骁军！正是他的职业性坚守捕捉到了那丑陋一幕，是他的不懈努力让丑陋曝光于天下，是他的举报推动着真相渐渐清晰。可让人寒心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捍卫了记者职业尊严的人，竟然至今未得到官方的认同和赞誉，记者节的官方表彰如果回避感谢这样的人，所有的表彰都显得很空洞、恶心和苍白无力。

　　为什么要过记者节？记者节不是一次记者业的论功行赏和孤芳自赏，不是一次新闻业的成就展示，更不是一个群体内部发点奖金、分点福利、给退休老人开个茶话会座谈闲聊的由头，而应该是一次凝聚职业伦理和强化职业认同的机会。封口费事件让记者蒙羞，这个节日中没有荣耀，只有耻辱，只有通过洗清耻辱才能重建公信和荣耀。(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