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首个时装表演队在上海诞生

　　在中国第一个开时装展示会的是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

　　皮尔•卡丹看到当时中国人的服装既无色彩，也无样式，更谈不上什么“个性”或“创新”，但皮尔•卡丹坚信中国有潜力。1979年春天，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年，皮尔•卡丹带着来自法国与日本的模特儿，分别在上海、北京举办了时装展示会。

　　皮尔•卡丹带的模特儿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宽敞明亮的大厅里进行了表演。在笔直地伸向观众席中间的“T”型台上，皮尔•卡丹带来的12名模特自如地表演着。

　　不过对观众有许多限制，硬性规定：对所有观看人员进行政审，一律对号入座记录姓名，入场券不得转让；“内部参观”：入场券被严格控制，只限于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与技术人员参与“内部观摩”。

　　尽管8名法国模特和4名日本模特的台风相当自然、随意，然而依然被视为时不时的“眉目传情”和“勾肩搭背”，在当时这是“极不庄重”的。这种眼花缭乱的服装和表演，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小震撼的新生事物。

　　但世界潮流势不可当。继皮尔•卡丹之后，1980年，日本和美国的时装表演队相继来到上海进行表演。

　　当上海的时装设计师看到一件件时装在活生生的模特身上生动展现的时候，他们被震撼了，意识到以前把衣服穿在衣架子上展示是多么死板。一旦这些衣服被模特穿上身，才显得生动、形象起来，才真正显现出衣服的美感来。

　　上海滩素来是中国时尚的发源地，这场外国人的时装表演打开了业内人士的眼界，在小圈子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启动了某些敢想敢闯人士的思想解放。随后便引起了中国时装界一件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大事。

　　上海服装公司一些领导看了演出后，萌发了也组建一个时装模特队的想法。后来跟纺织局的领导汇报后，得到了批准。

　　随即，在改革开放大气候伊始的春风吹拂之下，受皮尔•卡丹时装表演的影响，上海服装公司冲破思想禁锢的樊篱和世俗的偏见，于1980年11月19日率先组办了中国第一个时装表演队。

　　然而，对于西方惯用而中国人从未接触过的“模特”这个词，上级领导还是有意见，觉得“模特”是外国的称呼，有点低级趣味，所以就改名叫“时装表演演员”。

　　有了这个初步的构想以后，时装表演队就开始选人了。从哪里选好呢？上海服装公司下属有80多个工厂，直接从厂里挑选最为方便。于是，中国的第一个时装模特队，确切地说是第一个时装表演队，就这样诞生了。

　　第一批模特靠目测选出

　　可是，怎样挑选时装表演的演员呢？现在人人都知道选拔一个模特的要求能列出详细的一长串，从身高、体重、三围，到腿长、背阔等等，一系列苛刻的要求让人觉得模特是普通人遥不可及的职业。

　　上海服装公司组建时装表演队时，不是像后来那样从全国各行各业广招相关人才，而只是在小范围内不动声色地从下属的三万多名职工中，挑选出十几名形体标致的青年男女。领队徐文渊和几个领导商量决定，只要身材高挑的，模样尽可能漂亮些的，就算符合标准。所以在没有具体标准的情况下，第一个时装表演队的队员都是靠领导目测挑选出来的。

　　当时选演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领导主动去找，而不是演员自己主动应聘。毕竟时装表演在当时还是新生事物，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尤其是要做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还要将它作为职业。所以领导们只是在暗中挑选，到各个厂、各个车间里去挑，并没有做大肆的宣传。被选中的人，领导首先要问他自己是否能接受，其次还要考虑他家里人是否同意。

　　有些人曾经也做过思想斗争，家里也有过反对意见。但是，其一，这份工作是一种新的尝试；其二，这也是组织的工作安排，所以最终也就参加了。但确实也有因为父母坚决反对，被选中了却没有最终参加时装表演队的。

　　新中国第一批模特的个人身份阅历各有不同。他们有的是中学毕业直接进厂当工人的，有的则是曾经上山下乡、扛过锄头、提过镰刀的……经历都深深地烙着那个独特年月的印记。

　　“时装秀”只在“内部演出”

　　在队长徐文渊的努力下，上海戏剧学院组织了形体、化妆、灯光、舞美及音乐一整套教师班子来支持表演队的训练和演出。形体老师任小莲负责培训队员的工作。

　　时装表演队队员们每天踩着高跟鞋练形体，为了苗条还要控制饮食。那时，社会上可不流行减肥，如果不是为了这份工作，他们大可不必受这份罪。在公司内部的一次次演出，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掌声，虽然也曾引来不少的非议和不解。

　　从组建时装表演队的领导到特地从上海戏剧学院请来的形体老师，他们都是模糊的，不知道时装表演是什么。他们只有借鉴国外的经验，自己慢慢摸索。知道国外模特人都很高，人高穿衣服才漂亮，可多高才算高？以前服装厂做出的样衣都有固定的尺寸，三围、衣长、袖长等等，难道要按样衣的尺寸选演员吗？那样似乎太难了，怕是找不到能符合各项标准的。

　　其实在当时，时装表演队的队员都是业余身份，没有演出任务的时候还必须回工厂上班。表演队的排练也没有固定场地，两年中曾经搬家9次。徐文渊意识到，必须成立专业的时装表演队，让时装表演走向社会，才能改变处境。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慢慢提高了。大街上鲜艳的色彩开始增多，人们对服装的选择从单一走向了多样化。在徐文渊的坚持下，时装表演队终于等来了上级同意成立专业表演队的红头文件。

　　时装表演队有了合法身份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积压在仓库的面料设计成时装，对经销商进行商业表演。一场又一场的表演，吸引来好多经销商观看，演出以后，纷纷跟服装公司订货。结果仓库里头的积压货品，大约价值60万元的格子、条子布全都销售一空。

　　在当时的中国，“时装秀”只有“内部演出”的份儿，并实行三不政策——不报道、不拍照、不录像。

　　而上海服装公司成立时装表演队的初衷，也只是想以此增加内销或出口的订货量。这一职业的创始者们当时的月收入为45元，参加一场演出的补贴也只有1.5元。

　　露肩着装，模特父母难接受

　　1981年2月9日晚7时30分，新中国第一场时装表演在上海友谊会堂(如今的上海展览中心)拉开了序幕。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在演出的时候，有一件露肩膀的服装，哪个演员也不肯穿。那件衣服其实在现在看来还算是很保守的，它整个一身是裹在身上的，就是一只臂膀露在外面，后面有一根飘带拖在地上。后来这件衣服安排给队里的徐萍穿了，因为徐萍算是思想比较开放的。

　　当徐萍的父母听说女儿要穿一件裸露一肩的晚礼服时，气愤不已地立刻赶到现场。徐萍的父亲当即就吵到了后台，口气十分坚定地加以阻止：“这种袒胸露背的衣服，我女儿不能穿！”徐萍的父亲也有理，他觉得今天露胳膊，明天就可以露大腿，如果这样子的话，女儿不就学坏了？今后怎么在社会上做人呢？

　　眼看登台的时间就要临近了，再不能为此纠缠下去了，徐萍只好跟指导老师商量。领导只好做出让步，尊重家长的意见，最后想了个办法，把拖在地上的带子缠到徐萍的肩上，以便在背对观众时可以部分地遮住后肩。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演出非常成功，这场开天辟地的时装演出也带来了很好的效力——看了演出的外商们纷纷争相订货。

　　然而，接下来，挡也挡不住的各种非议四起:“还不是奇装异服加美女？”“‘暴露’太多，有失体统！”……

　　直到轻工部几位部长看了他们的录像，认为没有问题，表演队才又获得了生存的权利。

　　首进中南海表演

　　1983年春天，中国改革开放的车轮已经驶过了五个年头。随着国家改革政策“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深入贯彻实施，中国各个领域的改革浪潮在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推进，人们的思想也已经有了很大的开放。

　　在有了极大地促销商品的骄人业绩之后，1983年，为配合全国五省市服装鞋帽展销会，时装表演队获得了进京演出的机会。这次上海十几名俊男靓女轮流换穿185套时装的演出，十分成功。时装表演队一举轰动北京，一夜之间，他们的名字占领了各大报刊的显著位置,海外媒体更是将这场演出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象征。

　　《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对此予以热情肯定，称表演“华而不艳，美而不俗，恰到好处，很值得以后的效尤者注意”。《澳大利亚日报》、《挪威报》、美联社、加拿大广播公司、挪威国家广播电视台等海外媒体，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国际服装工业联合会访华团的成员说：“毛的女儿穿上了时装！”

　　1983年夏天的一次特殊演出，让这个时装表演队成了万众追捧的焦点。这个时装表演队被荣幸邀请到中南海小礼堂演出了两场，有1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至此，时装表演在中国获得高层的首肯。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时装表演走进中南海。这次演出使得这第一代的时装表演队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新颖的时装，精彩的表演》一文，介绍他们的演出。后来，根据第一个时装表演队的故事还拍摄了一部电影《黑蜻蜓》。中国第一个时装表演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誉。

　　进中南海表演是第一代模特最辉煌的成绩，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成绩，他们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关注多了，也就意味着他们第一代时装模特人的使命接近淡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