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8日，奥运圣火燃起。依照往日观看重大新闻的习惯，高厚堃、俞敏洪、方楠、张立勇不约而同地在家中打开了两个电视频道：一个CCTV、一个BBC。

　　30年来，作为中国第一本英语学习杂志的创办人、新东方出国培训的土老大、留学牛津的优等生、英语自学的布道者，他们薪火相传。

　　放眼中国，从《FollowMe》、《疯狂英语》到《双语宝宝》，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学好英语的愿望从未消减。

　　30年过去，大洋彼岸的语言，已不可避免地嵌入了中国人的生活。

　　《英语学习》复苏

　　“1978年10月，中国第一本英语学习类杂志《英语学习》的复刊，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高厚堃称。

　　高厚堃，83岁，北京外国语大学离休教授。他是中国第一本汉英词典的编撰者之一，也是《英语学习》的创办人之一、第四任主编。

　　“(当时)社会大环境已经变了。北外西门口原来有个自制炼钢炉，刚刚拆了。工厂恢复生产，学校恢复教学，高考也恢复了。我的感觉是，荒废了很多年，各行各业都有一股学习的劲头。”高厚堃回忆说。

　　确实是水到渠成，环顾高厚堃四周，英语在这一刻成了人们迫切想掌握的一项技能。高厚堃的爱人当时在中科院植物所工作，为了给单位工作人员培训英语，她被领导派回来抢英语老师。“总算开始正经搞科研了。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语言是英语。我们国家最早和苏联好，很多研究员开始学俄语，半道改了英语，‘文革’10年耽误下来，基本都扔得差不多了。”

　　在社会上，学英语热也开始悄然兴起。《英语学习》复刊后，发行量很快达到50万份，数年后，更是猛增到100万份。而在1958年，这份杂志创刊时，首期发行量仅为2000册，最高时不过15000册左右。

　　1976年，现任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托尼·赛奇，曾以交换学生的身份，来到了中国的南京大学。他后来回忆说：“当地人对我们非常好奇，盯着我们看，但如果你想去搭话，他们就会退避三舍——他们认为和外国人说话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搭乘公共汽车时，只要看到我们在等车，他们就会马上让出一条路来，让我们先上车、坐下，接着，他们才一哄而上。在车上，中国人会和我们保持距离，虽然车上永远都那么拥挤，但我们身边5米范围内总有空位。”

　　战斗的武器

　　复刊后，《英语学习》当时的主办者沿用了陈毅的题词，并在第二期重刊了陈毅1962年对外语师生的一次讲话。

　　讲话中，除了感慨自己留法时未能有精力学习语言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还总结了学习外语的意义：“掌握了外语，可以把外国人的长处介绍到中国来提高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还可以把我们的革命斗争经验介绍出去。”

　　重刊这篇讲话，是因为文中一些提法放到这一刻依然很适用：外语学院的学生在校内是否可以只讲外语不讲汉语？一些人反对人家讲外语的做法对不对？学好英语是不是忽视政治的表现？学习用功的学生是不是个人主义？

　　复刊初期，征稿要求是：“革命回忆录、新长征的新人新事以及语音语法词汇方面的文章”。复刊一年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开放，《英语学习》的封底刊登了高厚堃译编的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的插曲《柳叶之歌》和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

　　对于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厚堃来说，音乐是他一生的爱好，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也躲在家中偷偷听古典音乐。对于《英语学习》来说，这是第一次刊登真正的英文歌曲，“编辑一开始拿不准，很慎重地开会研究了一次方才定下。”

　　谨慎选稿，是那个年代留下的印迹。“当时，办杂志有很多担心，担心把领导的名字印错了，担心作者的立场不对。我们的禁忌更多，还担心选稿的媒体是恶意攻击中国的媒体。为了保险，尽量刊登古典作家的作品。1966年，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只好停刊。后来说缺少新闻纸，但更真实的原因是，大家都担心出差错。”

　　各种官方媒体上，学习英语是阶级斗争需要的论点，也被反复强调。

　　1978年的年初，《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以革命导师为榜样努力掌握外国语》，文中称：“努力掌握外国语这个武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78年的年底，为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文章中还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毛主席到晚年仍每天抽空学英语。工作人员见他如此刻苦，就问老人家，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学习外语？毛主席亲切地告诉她，这是斗争的需要。

　　选拔的标杆

　　1978年前后，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学好英语、开放国门对于中国的实际意义，但少数日后的精英人士已逐渐感受到，英语是一个选拔标准，一个超越芸芸众生的撑杆。

　　1978年年底，改革开放后选拔的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学访问学者在夜幕中离开北京。他们年龄最小的32岁，最大的49岁，学期2年。选拔标准有4个：政治、业务、外语、身体。外语取代出身，成了名列第三的选拔标准，并在实际中卡住了绝大多数的报名者。

　　临行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亲自接见他们，全国科协主席周培源、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到机场送行。美国机场迎接他们的则是美国国际交流署署长约翰·莱因哈特。

　　虽然莽撞而急促，但这已是一个开始。当年的英国《观察家报》还披露，中国已请求在下一年度向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分别派出500名以上的留学生。文章称：这些年轻人将充分地接触英文。

　　1978年，在国内，英语同样成了一个重要的选拔指标。前一年的12月，高考恢复，并“统一考试时间、统一考试内容、统一录取标准”。最后一条，尤令国人耳目一新。1978年的高考，英语列入了考试科目——“不计总分，但是录取的重要参考。”

　　很难说得上是远见，还是一个无奈之举。数据显示，1977年的高考，报名者570万，录取27万；1978年高考，报名者610万，录取40.2万人。100分的卷子，数百万人参加，同一分数上有几十万人。录谁不录谁，总得有个标准，出身算一个，英语成绩也算一个。

　　英语的地位在这一刻就已悄然确立。此后的几十年，作为一个选拔标准，英语逐渐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左右着无数中国人的个人命运：1983年，初中升高中需考英语；1984年，英语正式列入高考科目；1999年，职称英语考试全国通行。

　　回到1978年，在北京，高厚堃参与编撰的中国第一部汉英词典完工。至此，新中国终于有了一本与英文世界沟通的工具书。

　　在江苏江阴的小镇里，16岁的俞敏洪登场，他参加了此次高考但落榜，英语只考了33分。俞敏洪的父亲是一名木匠，母亲是当地的生产队长。距离北京数千里之遥，这位女生产队长依然认识到了英语的重要性。在她的坚持下，高考英语考了33分的俞敏洪，成了附近一所中学的英语代课老师。

　　俞敏洪喜欢背字典，也许也背过高厚堃的词典。在第三次复读后，他考上了北大西语系的英语专业。大约又过了10年左右，俞敏洪出了一本教人背单词的GRE红宝书，红遍大江南北，重复了高厚堃的足迹。

　　千万人“跟我学”

　　1982年，凭借多年在英语教学领域的研究，高厚堃受官方委派，远赴澳大利亚，为当地的对华广播节目做编审。

　　一年后回国时，他带回了一些英文书籍和省吃俭用省下的2000美金。这笔钱先换成外汇券，又换成了家中的彩电、冰箱和儿子的一辆自行车。“当时物质很紧缺，国内这些东西还没普及。家里有了这些东西，确实很方便生活，大家都很羡慕。”

　　物质的刺激总是更直接、更有力一些。

　　1982年1月5日，《FollowMe》(跟我学)在中央电视台开播，高厚堃的同事胡文仲和英国人凯瑟琳搭档。外国人的原版教材第一次进入中国，让电视节目少、外国节目更少的中国人大开眼界。

　　在长春，方楠回忆说：“《跟我学》每星期二、四、六下午播。当时节目太少了，大家什么都看。我和奶奶坐在一起看稀奇——一些高鼻子的人在讲一些听不懂的话。这些人穿的东西、吃的东西、住的房子，都让人觉得新奇！”

　　这一年的《中国日报》上说：《跟我学》在中国拥有1000万观众，与中国当时居民拥有的电视机一样。此后不久，有资料披露，《跟我学》的教材当时在中国卖出了3000万册。

　　高厚堃回忆说，“也就是从1982年起，《许国璋英语》、《新概念英语》、《疯狂英语》、《华尔街英语》、《双语宝宝》在中国各个层面铺开，几乎每隔两三年，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神奇’教材。”

　　与英语热相互呼应，一些英语能力优异的人，在社会的各个行业脱颖而出。高厚堃邻居的女儿，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1990年，这个女孩毕业后，依靠流利的英语从数千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入主正大综艺。仅仅9年后，《亚洲周刊》将“亚洲二十位社会与文化领袖”的头衔送给了她。她叫杨澜。

　　疯狂的英语

　　回到1980年，考上大学后，俞敏洪发现，虽然英语高考考了93分，但他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入校分班时，五十个同学分成三个班，他被分到A班。一个月以后，俞敏洪被直接调到了C班。C班叫做“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

　　这是中国大多数学英语人心中的隐痛，学习能力与实践运用能力严重脱节。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重复同样的悲哀——“用不用，都得学英语；学不学，都不会用英语。”

　　一些支持的声音认为，作为一种国际沟通的工具，英语不再属于某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它正以空前的速度在全世界普及。为什么不努力去学习它呢？

　　另一些反对的声音则表示：应试教育下的中国，一个普通学生50%以上的学习精力都放在了外语上，与此同时，大多数学生的中文能力每况愈下。学英语是好事，但不等于事事都要考英语，中文国度，何必把英文摆到如此之高的地位呢？

　　争论，只是停留在了口头上。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人发现，学好英语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机会，要和外面的世界自由交流，就要会说、会写真正的英语。

　　这一愿望成就了很多人。1986年，在北京中关村，多次出国未成的北大留校老师俞敏洪，站在电线杆子前，一手拿浆糊刷，一手拿英语出国培训班的小广告，准备赚些小钱提高自己的家庭地位。20年之后的2006年9月7日，新东方(NYSE:EDU)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首日收盘价20.88美元。身为新东方董事局主席和CEO，俞敏洪身家2.42亿美元。

　　大约4年后，在甘肃兰州，兰大毕业生李阳创办的《疯狂英语》，依靠“教人张嘴说英语”的一招鲜，也开始了持续10多年风靡大江南北的历程。

　　身为英语教学界的先行者，高厚堃对这些神奇的教学方式并不迷信。他认为，一方面，传统课堂教学虽功不可没，但也的确需要反思。另一方面，一个人能否学好英语，并非一个神奇的教材或短期培训这些外力所能达到的，关键在于自身的长时间坚持。

　　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疯狂情形，以及应运而生的畸形的英语教育产业化，也吸引了新加坡纪录片导演莲·派克(LianPek)的摄像机。他曾是BBC和CNN的驻中国记者，会说汉语但不会认汉字。他先后采访了疯狂英语的主持人李阳、退休老人杨景琇、北京街头民警刘文立、广州小学生李琪琪，试图解释“中国为什么要如此狂热地学习英语”这个令西方人难解的疑问。

　　交流的工具

　　内部的反思、外界的质疑，从未对英语教育产业化的步伐产生影响。俞敏洪的2.42亿美元身家中，就有方楠的1280元，张立勇的23元。

　　1280元，是方楠一份雅思考前辅导班的费用。方楠是东北人。1988年，在小升初的考试中发挥出色，进入了当地的英语特色中学。2004年，方楠接受了新东方学校短暂的考前辅导后，以雅思7.5的成绩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并获得了英国文化交流协会提供的全额奖学金。

　　23元，是张立勇购买一本托福红宝书的费用。1999年，清华大学第15食堂厨师张立勇，熟读了这本词汇书后，考出了托福630分的高分。2004年，隐迹在灶台与饭勺之间的这位英语考试高手，出版了个人励志自传图书《英语神厨》。同年11月份,他被调往学校行政机关工作，业余时常受邀为人们讲述自己的英语奋斗史。

　　改革开放30年，从高厚堃到俞敏洪，再到方楠、张立勇，几代英语人薪火相传。他们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学英语逐渐回归其本来面目，成了一个个人爱好，一个与世界相互交流的工具。

　　2008年8月24日，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使用的“Exceptional”一词应该翻译成“非常出色”还是“无与伦比”，高厚堃给电视台打了一个研讨电话；方楠牛津大学的一个英国朋友，则提前来到北京，打算先看奥运会，而后进北大学汉语；英语神厨张立勇，以市民代表的身份接受了奥组委主席刘淇的会见，并开始在各个小区内教奥运英语。

　　这一刻，纪录片导演莲·派克已经回到新加坡。他为自己的片子取名《MadaboutEnglish》(疯狂的英语)。他称，“这是一部激励人心的影片，讲的不止是一个学英语的故事，还有梦想和坚持。你可以把它推及任何想达到的目标。坚韧、勤奋、自信和对梦想的渴望，是创造任何成功的必备品质。”

　　回望1978年至今，随着政治力量从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中缓慢抽离，觉察游戏规则变化的先后、手中资源的多寡，以及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与能力，成了改变每个中国人命运中最关键的因素。英语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工具角色。

　　而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英语这种世界沟通工具的普及，使得中国与世界尽可能地无缝对接，人类社会的智慧财富，在两者之间自由流淌，共同繁衍更新。而我们的语言，已在大洋彼岸，成为新的“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