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救下崔英杰的命仍然有遗憾

　　口述人：夏霖

　　身份：律师

　　决定作辩护

　　杀死城管李志强的小贩崔英杰，是我“救下”的第九条人命。

　　我接手这个案子，是《南方周末》记者牵的线。他们采访后，觉得这个小伙子可怜，想帮帮他，就找到我做辩护律师。我听了以后就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崔英杰是河北保定人。得到他正式委托后，我到了他的老家、他事发前的工作单位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他当过兵，退役后没有被安排工作，也没有任何失业保障和救济。他先在老家干活，后来又来到北京谋生。他在一个KTV当保安，兼职卖烤肠。

　　我在调查取证后，去过他工作的地方。事发前他在KTV当保安，照顾帮助过另一名保安。那名保安说，崔英杰生活最艰难的时候，靠着赊购小卖店的方便面过活。

　　改了罪名

　　城管来查抄小贩的摊子，视小摊为全部生计的崔英杰拿起一把一块钱买的小刀，朝李志强扎去。那么短的小刀，平时只用来切烤肠，没有多大威力。但他捅的那一刀，刚好刺中李志强颈动脉，造成大出血，李志强因此身亡。

　　我想说，崔英杰确实不该。不过，对于他这个故意伤害罪的辩护，我还是准备了很长时间。

　　开庭前的第5天，我接到法院的电话，说检察院起诉的罪名改了，不是故意伤害，而是故意杀人，还加上妨害公务。这两个罪名，足以要了崔英杰的命。我一连给法院发了几个函，要求证明城管是政府机关，要求证明他们的执法是合理合法的。

　　在没有接手这个案子之前，我对城管执法一无所知。在调查取证后，我发现，原来他们连执法的主体资格都没有，也没有行政拨款。一个单位，如果法律和政府都没有赋予你执法权力的话，那么你的执法就有问题。

　　审这个案子，在北京市一中院最大的法庭，就是审判成克杰的那个法庭。当时来了好几十家媒体，有报纸、杂志，还有几个电视台的……我也很有压力，心里挺紧张，没怎么往旁听席上看。

　　你注意到没有，我的辩护词，到后来都带有一种感情色彩：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

　　可以说，按照我以前的习惯和风格，不是这样的，我的辩护一般是冷静的。

　　我有遗憾

　　当事人的命是保住了，但是我却有些遗憾。

　　按照刑法，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的性质大不相同，如果是故意杀人罪，就适用死刑。等于这个判决是比较迂回的吧。而且，检察院起诉崔英杰妨害公务，这一点在判决中没有体现。最后他的罪名中并没有妨害公务，也没有因此获刑。

　　崔英杰听到判决结果后，坚决要求上诉。他的意思是，他不愿意背负杀人犯的名声过下半辈子。我们律师和他的家属商量，权衡上诉的利弊。

　　崔英杰在看守所对我说，他觉得自己不是故意杀李志强的，他只是想抢回他的新三轮车，没想到下手过重对方就死了，他心里不是故意的。后来他父亲给他写了亲笔信，劝他不上诉，并托我交给他看，于是他最终放弃了上诉。

　　从我内心来说，作为一名律师，我当然希望上诉。但是我们认为，越是在这种时候，司法的公正、公平和独立性，才能更好地彰显出来。

　　不过，纵向比较来说，崔英杰比起那些在严打中因偷盗几千元被判刑的人幸运得多。

　　严打与死刑复核权大事记

　　□1983年

　　第一次全国范围的严打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等4项法律，把故意伤害、流氓、强奸等罪行的法定最高刑上升至死刑。

　　□1996年

　　第二次严打开始。□1997年

　　修订后的刑法规定，死刑复核权由最高院行使；同时规定，注射式死亡成为执行死刑的一种方式。

　　9月，最高院通知说，死刑复核权仍然授权给各省高院行使。

　　□2000年12月第三次严打开始。□2005年

　　最高院新增3个死刑复核庭。

　　□2006年

　　7月开始，法院对所有死刑案件的二审实行开庭审理。

　　□2007年

　　1月1日开始，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院。(本专题与新浪网合作 记者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