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看过“封口费”相关报道深有感触

　　新京报：网上也有人说，你当时也想领封口费，结果没有领到，然后揭发？

　　戴：这种说法我不会去理。如果这么说，那他们就拿出证据来。对于这些诬蔑，我会在适当的时候用法律来维护自己。到最后，调查结果出来，我相信社会会给一个公正的看法。

　　他们那些人现在巴不得我回应他们，和他们斗来斗去。我不上这个当。

　　新京报：你在山西做了很多年的媒体工作吗？

　　戴：在西部时报3年，在山西其他媒体也呆过，我还曾经开过摄影工作室。虽然我们现在文字和摄影不分，但我更多的还是一个摄影记录者。

　　新京报：特别想问的是，你把这个事件记录、公布出来的动力是什么？

　　戴：几年前我看过一个报道。在河南的一个乡里发生了矿难，报纸上登了一张大楼的照片，下面有一行文字说明，说当地矿难没有上报，很多人在这座大楼里领封口费。

　　这张照片给我的刺激很大，我就想为什么只能在外面拍个大楼，我的镜头能不能伸进大楼里，去拍更真实的情景，去拍领封口费的人。

　　新京报：是长久以来的一个心愿？

　　戴：对。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有时候胆量也不够，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冒险。

　　“就是这批人把记者的名声弄坏了”

　　新京报：就你所知，在山西矿难领封口费是一个常态吗？

　　戴：我觉得大家现在有一个误区，总以为这个只存在于山西。其实不止山西，在全国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只要有高危行业，这种现象就存在。这批人并不只在山西。

　　新京报：你说的这批人是指？

　　戴：存在这样一批人。他们基本上是来自社会上的无业游民，移动性很强，互相之间基本上都是短信通知，哪里有事就到哪里，去索要封口费。

　　新京报：在这里面有真记者吗？

　　戴：这次调查组公布的名单里，有两名记者有新闻出版总署发的证。但准确来说，只有一名，因为另一名是我提到的举报者。

　　新京报：他领钱了吗？

　　戴：没有领过。在调查组来之后，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情跟他们说了。

　　新京报：那你觉得，在类似封口费事件里，有真记者和假记者联合吗？

　　戴：我也只是听说，没有真正见到过假记者和真记者的联合。从调查结果也可以看得出来，像中国教育电视台的那个节目，也是一个承包栏目。真正的记者很少，就是这批人把记者的名声弄坏了。

　　但是矿主往往不管真假。这批人如果达不到目的的话，就会把这些事情捅到真记者那里，所以矿主也只能给他们钱。

　　“矿方不仅瞒报矿难还要瞒报领钱人数”

　　新京报：你在博客上撰文说，人数远远不止28人？

　　戴：光那天我拍到的名单，4张照片就有38人，而且还有很多没有拍进去的。矿方说只有28人明显是撒谎，他们不仅瞒报矿难，还要瞒报领钱的人数。

　　我就是要看看他们还能骗多久，现在我最关注的就是这个事情的结果。调查组和政府都非常重视，我想一定会把事情调查清楚的。

　　新京报：你希望的最后结果是什么？

　　戴：我当初的想法是，希望这个事情能成为全国打击假记者的一个起点。我希望最终的结果不仅仅是打击假记者领封口费，也希望国家能够出台一个政策，在第一时间进入矿难现场，让矿难瞒报不再发生。

　　新京报：你觉得什么样的政策能够使矿难不再瞒报？

　　戴：现在有110、120、119，为什么矿难不能有一个特殊的号码做举报电话？现在矿难虽然有举报电话，但是有几个人知道那个号码是什么？而且那个号码还要收费。

　　矿难设一个举报电话，在最短时间内给举报人高一点的举报费。这种奖励机制能够调动起举报人的积极性，不管举报人是什么身份，只要举报就有奖。这样，调查组第一时间进入，什么封口费都来不及给，想瞒报也没有办法。

　　另外也应该开通短信通道，有些矿工想举报，不用打电话，发个短信，矿主一点办法都没有。

　　新京报：你觉得举报费多少合适呢？

　　戴：这个应该由政府决定。但是我觉得不妨高一点，这比起昂贵的封口费来说，高一点不过分。

　　现在经常接到恐吓电话

　　新京报：听说你现在接到很多恐吓电话？

　　戴：是，非常多。大多数打过来，说的都非常简短。大致就是小心点之类的，就挂了。还有的电话打到了我爱人那里。

　　新京报：害怕吗？

　　戴：我个人来讲，不害怕。但是家人是我最担心的，我给他们买了保险。其他的，我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去保护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守在他们身边。

　　新京报：你做这个事情，也有为记者这个行业正名的意思吗？

　　戴：你说得很对，那一批人让我们这些记者做得很累。在山西，很多人一听到记者是那种眼神，我特别受不了。真正的媒体是好的，而这一批假记者让我们记者行业蒙上了一层灰色。

　　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把记者身上那层灰色的东西剥开，让大家看看，真正的记者是好的，不是领封口费的那些人。

　　新京报：你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英雄吗？

　　戴：没有想过。我只是记录了我所看到的。

　　□本报记者 　张寒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