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矿难“封口费”事件并没有因为公布了被封口的六家新闻单位而罢休，10月29日晚，揭露“封口费”的记者戴骁军接到了恐吓电话，说“别把事情闹得太大了，闹得兄弟们都没饭吃了，对谁都不好……”

　　在受到恐吓之后，10月30日上午，戴在太原连续跑了好几家保险公司，为母亲、儿子、妻子和自己买了多份保险。戴称，自己无所谓，担心的是家人，儿子仅上中学，母亲患癌症在床。

　　这是一位上有老下有小、在家里是顶梁柱的中年男子的生存现状。他本来可以过着正常的生活，默默无闻地流浪在新闻界，该收“封口费”时就收点，该写点新闻时就写点。但，他的新闻良知未泯，他的正义感和新闻道德感让他不忍同流合污，他做不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不能麻木不仁，他的神经和意识都非常清醒，他知道他的职业是做什么的，也知道不该做什么。因为有这份清醒，他举起了他的相机，记录下那丑恶的时刻。戴谈不上是多大的英雄，举起相机的那一刹他也不会想着为某种精神而献身。但是，在那个时刻，他保持着记者面对社会黑暗和丑陋时的清醒，这份清醒是可贵的。他只要像个正常的记者一样清醒，这就够了。但他要把自己看到的公布于天下，要去检举的时候，是需要勇气的。但唯有这份勇气，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他才成为我写这篇评论的理由了。

　　戴检举“封口费”，使他一夜成名。但成名并没有给他带来英雄般的赞美，反而在行业内显得更加孤独，他成为作家王小波杂文中那头“特立独行的猪”了。当有媒体问到戴供职的报社时，该报社的领导说，戴不属于该报记者，仅是通讯员，戴与报社没有劳动聘用关系。对于“网上传播戴受到报社重奖”之词，该领导说：“戴在网上披露‘封口费’一事属于个人行为，他既没有向报社汇报，报社也不知道此事。”(据近日《文汇报》报道)但记者在网上搜索戴及他供职的报社时，他的文章都署着戴的名字和供职报社的名称。为什么那家报社不能站出来承认戴是自己报社的记者呢？即使戴真的“仅是通讯员”，那也应该站出来保护他、褒奖他，不要让他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特立独行的猪”，而要使之成为一个社会常态：他遇见了社会丑陋现象，像一个头脑清醒的记者那样，他举起了相机，那就行了。但令人遗憾的是，他还是成了孤独的检举者。

　　在某些人和集团来看，检举者很容易变成背叛者、告密者。在是非不分、黑白不明、公众利益与私利混淆、守法与犯罪界线模糊的时候，谁去检举，谁就成为某些人或集团的背叛者、告密者。在这些人或集团组织看来，谁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谁违背了他们的宗旨，谁揭穿了他们的潜规则，让“兄弟们都没饭吃了”，谁就成为背叛者和告密者。在这些人或小集团的眼里，戴之罪，不是罪在见解不同，是罪在道出了真相。

　　虽然，相关部门公布并查处了6家违纪单位，并称将对管理不严甚至鼓励记者搞“有偿新闻”的单位发黄牌并停业整顿，对发放“封口费”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相关部门和山西地方政府出面表态，对检举者戴骁军受到恐吓表示慰问，并予以褒奖。

　　我们常用“英雄流血又流泪”来形容那些为维护公众利益、为挽救他人生命而做出贡献者所遭受到的不公待遇。做“英雄”难，难在社会道德的下滑，难在社会正义感的缺损，难在缺乏严密保护检举者的措施。

　　新华社援引《文汇报》一篇评论指出，“企图以钞票塞记者嘴巴以隐瞒事故真相的人令人憎恶”。但当某些记者的嘴巴也确实被钞票塞住了的时候，该憎恶的不仅是塞钞票的人，也包括这些记者。好在还有戴骁军，在“封口费”事件中唯一的亮点是他，他的眼睛和嘴巴没有被钞票塞住，他捍卫了记者的天职，在那个时刻，他没有使中国新闻界整体蒙羞。

　　戴做到了这点，但他却是孤独的检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