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接受新华社《瞭望》杂志和本报记者专访,就20多年来“扫黄打非”工作的重心变化、宝贵经验、当前工作重点以及微软黑屏事件、网络侵权等热点问题回答提问。
每一阶段的最突出问题就是我们的工作重心所在
记者:“扫黄打非”工作走过的20多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20多年。20多年中,“扫黄打非”工作的工作内容和工作重心发生了哪些变化?
柳斌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扫黄打非”工作重心也不断发生变化。在市场逐步开放的过程中,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也进来了,“扫黄打非”工作随之展开。治理整顿过程中,“扫黄打非”工作逐步制度化、规范化。
此后,查处侵权盗版、打击非法报刊成为“扫黄打非”的新内容。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互联网日益普及,净化互联网文化环境也被纳入“扫黄打非”工作范围。可以说,20多年来,文化市场每一阶段的最突出问题就是“扫黄打非”工作的重心所在。中央每年都对“扫黄打非”工作作出专门部署,针对当年的重点问题来确定行动方案。
我们已经进入依靠知识创造财富的时代,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是创造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扫黄打非”采取坚决措施打击侵权盗版行为,也是从执法的角度保护了知识产权的创造和发展。创造好的环境,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尊重人才,建设诚信政府、法治政府,将是我们的一项长期任务。
记者:1995年起,“扫黄打非”工作开始高举知识产权保护旗帜,在保护知识产权尤其是版权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
柳斌杰:“扫黄打非”工作高举知识产权保护旗帜,适应了当时国际上的要求。现在,中国已加入《伯尔尼公约》等多个多边或双边的版权协议,为履行这些协议、兑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保护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更成为“扫黄打非”工作的重要内容。
统计发现,每年收缴的非法出版物中,盗版出版物占到90%以上。2006年,全国开展了“反盗版百日行动”。我们对音像销售网点逐个检查,凡注册登记的音像店,查出100张盗版盘的将被取消经营权、500张的经营者将被判刑。严厉的执法措施和司法审判门槛的降低,打击了盗版制品经营者的气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后,“反盗版百日行动”演变成“反盗版天天行动”,“扫黄打非”工作取得显著效果,每年查处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盗版出版物达1亿件以上、一批非法制售者被绳之以法,去年就有600多人受到刑事制裁,此举有效遏制了音像、计算机软件领域的侵权盗版,促进了产业发展,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
尤其是北京奥运会期间,我们对新媒体实行了24小时监测,发现侵权盗播案件4700多起,其中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只有100多起,最快速度是20分钟就查处了一起互联网违法传播奥运赛事的案件。国际奥委会对中国反盗版的能力给予高度评价。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向我国12个单位和个人授予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创意金奖,表彰中国在版权创造、版权保护方面所作的贡献。20多年来赶上西方200年,中国在版权保护方面的努力和取得的进步使他们感到非常惊讶。
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创造加强管理适度保护
记者:最近发生的微软黑屏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您对此怎么看?
柳斌杰:在知识产权领域,我们总体上坚持的方针是“鼓励创造、支持流转、依法保护、加强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应与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不赞成一些国家和企业利用先进技术或先进手段进行“强保护”,牟取自己的利益,而使其他多数国家多数人受到损失。这正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立场。
中国政府大力推进软件正版化工程,国家领导人亲自到微软去采购正版软件,政府采购一次就是几十亿美元。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已基本实现软件正版化,现在正版化工程正向企业推进。中国政府采取坚决的措施,正版化过程都是政府买单。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微软公司应该和中国很好地合作,来解决技术进步中出现的问题,而不应该用这种损害用户利益的措施来保护知识产权。这样的技术垄断只会适得其反。
记者:网络侵权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们在处理这方面问题时有哪些体会?
柳斌杰:互联网传播快、接点多、落点也多,与查处传统形式的非法出版活动相比,发现、取证、查处都有一定难度,给管理带来了新的问题。我国的互联网管理水平和美国比较是差不多的,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出台了互联网信息传播权保护方面的法律。现在的难点是执法过程,比如说,很多淫秽色情网站,一查服务器是在国外,我们就不好查处,只能在网络上把信息删除,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再比如说,在互联网上取证比较困难,举报有,查时无;大型淫秽色情传播活动的网点非常隐蔽,不易发现等等。
从实践来讲,打击互联网信息犯罪还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我们目前一是依靠法治,完善互联网管理的法规;二是加强互联网监管的力量,各级管理部门都设置互联网监管的专门机构,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减少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三是努力采用技术手段加以防范,研发防范淫秽色情这些文化垃圾传播的技术手段;四是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健康上网。通过这些办法来综合治理,强化对互联网上各种不良信息和不良行为的管理,净化网络文化环境。
“扫黄打非”工作的出发点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记者:“扫黄打非”工作20多年中有哪些贡献?取得的哪些宝贵经验可以继续借鉴发扬?
柳斌杰:总结起来,主要有五点贡献和经验。一是“扫黄打非”工作对维护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非法出版物的基本特点就是歪曲历史、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挑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动摇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直接危害国家利益。“扫黄打非”工作通过对非法出版物的有力打击,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二是保护了人民的利益。淫秽色情出版物泛滥对青少年影响极大,我们通过专项行动、设立举报热线和奖励基金等措施,查处、没收、销毁了大量淫秽色情等文化垃圾,净化了文化环境,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实际上维护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三是规范了文化市场的秩序。文化产业建设、发展的过程需要有良好的市场环境,“扫黄打非”工作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2006年的“反盗版百日行动”之后,我们的音像出版和光盘制作厂很快发展起来,音像店销售正版的数量迅速提高了20%。四是在文化市场管理方面探索了一些新的体制。面对日益开放的环境,我们探索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机制,就是由各有关部门协调行动,中央22个部门参与,从制造到运输、再到市场,形成一个协作机制。地方上也形成了属地负责、上下联动的机制,形成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由政府依法组织、社会广泛参与的“扫黄打非”工作格局。五是落实了严密的责任制度。我们现在坚持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工作制度,每个地方都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有效防范了犯罪行为和文化垃圾的扩散,最大限度减少不良影响。
记者: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扫黄打非”办下一步有哪些部署?
柳斌杰:第一,要从国家战略发展全局出发,对“扫黄打非”的职责任务进一步深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保护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方面要有一套新思路、新办法,把这些年形成的行之有效的经验集中起来,为今后“扫黄打非”工作所借鉴。第二,要树立发展的观念,“扫黄打非”净化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归根结底是要服务于发展,要通过发展来满足群众多样性的文化需求,最大限度压缩非法出版不良文化信息的市场空间。第三,把以人为本的思想贯彻到工作中,我们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制定的政策、采取的方案、实施的措施要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第四,要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做到全面协调,更加强调部门合作、协调动作、城乡区域上下联动,形成更大的合力,继续保持互联互动、群防群治的体制。第五,科学制定每年的行动方案,有计划有重点地推进这方面的工作。从去年开始专项行动一个季度发动一次,每打一次战役就认真地总结表彰,然后再开展另外一次,工作开展得更加有秩序、有效率。
在“扫黄打非”领域,我们始终强调在舆论上要保持积极主动,在法律上要形成很强的压力,在工作上要保持强度,不给犯罪分子更多机会,这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一个基本思路。具体工作在每一个时期都有特定的部署。一般规模大的专项行动全国统一部署,统一行动;规模小一点的就是区域协调推动,全国“扫黄打非”办主要是积极协调,督察落实,遇到有关部门举报立即查处,特别是突发问题要随时处理。保持这样几种工作态势,将使整个工作更加制度化,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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