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对国企高管薪酬的持续追问，全国人大法律委主任委员胡康生表示，法律委和财经委、国务院法制办、国资委反复研究后认为，按照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要求，合理确定企业管理者的薪酬标准，很有必要，但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综合考虑企业的经营业绩、所在行业和地区的企业平均工资、本企业的平均工资等多种因素，难以在法律中作出具体规定(据10月28日《新京报》)。

　　看了这则消息，笔者这才明白，关于规范国企高管薪酬的法律为何无法出台，国企高管薪酬的制定为何缺乏全国性的统一标准。在分组审议《企业国有资产法》草案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表示，因央企高管的年收入，与职工差距高达几百万，故“建立公平的央企薪酬体系势在必行。”

　　笔者认为，这种体系的最终建立，无非是要靠“两只手”，要么是市场经济和公司治理的“无形之手”，要么是体制、机制和法律的“有形之手”。而现今，由于“这个问题很复杂”，以至于“难以在法律中作出具体规定”，相关问题无疑只能留待“无形之手”来解决。

　　然而，目前最大的悖论就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高管通常是通过人才市场的竞争机制挑选出来的，是董事会代表投资者选定的，企业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实际上反映了市场对这些人的评价，即对“高管”们的经营能力或风险承担能力作出的一种相对客观、公开的认定。然而，国企高管却并不单纯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他们往往更多来自行政决策和政治任命。从严格意义上讲，国企高管并非职业经理人市场中流通的“人力资源”，他们的市值究竟是多少，市场无法判断。可见，按照人才市场上的高管薪酬标准来决定国企高管的薪酬行不通。

　　当市场无法决定国企高管工资，而国有资产监管者难于掌握更多准确信息无从监管的时候，国企高管工资的决定权便更多地留给了国企自己。于是，在实践中，拥有体制内官员身份的国企高管们，往往按市场标准，和民企、外企的高管一样享受高薪。而与此同时，国企所享有的政策优惠乃至垄断地位所产生的“效益”，常常被当做国企高管们的“经营绩效”，成为他们获取高薪的理由。在国企管理者的薪酬安排上，由于“天时、地利、人和”样样俱全，高管们想不高薪都是很困难的。

　　国资委企业分配局有关负责人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也表示，行政任命的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不宜过高，但央企也参与市场竞争，央企负责人的薪酬激励与行政任命制存在较大的矛盾。不难看出，合理确定国企高管的薪酬标准之所以“难以在法律中作出具体规定”，其症结就在于国企高管的“两栖身份”。单纯用“有形之手”确定国企高管们的薪酬标准，势必影响国企的活力和竞争力，单纯用“无形之手”确定国企高管们的薪酬标准，又并非完全依据市场机制而定令公众无法接受。因此，笔者建议:只有打破国企高管的“两栖身份”，才能建立真正公平的央企薪酬体系。(樊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