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押场所独立巡视制度有望引入中国，我们必须深入探讨我国引入这种巡视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可能面临的困境，为此项制度的实践做好准备。”10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西北政法大学韩国法研究中心和韩国韩中刑事法研究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中韩刑事司法对话交流活动———“中韩刑事司法改革的新进展”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陈卫东教授告诉记者，“羁押场所独立巡视制度是当前国际社会反酷刑工作中的一项被着重强调并发挥着重大作用的制度设计，目前正是我国政府积极考虑引入这一制度以更为全面地推动我国被羁押人员人权保障之时。”

　　学者们普遍认为，羁押场所独立巡视制度是指国家机关组织来自社会公众的代表对羁押场所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独立巡视，巡视人员通过巡视羁押场所的羁押条件、查验羁押记录、与被羁押人进行单独访谈，以确认被羁押人是否受到了人道待遇、羁押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与程序、被羁押人的法定权利是否得到了有效保护的对羁押场所的监督、检查制度。

　　据有关资料介绍，在1977年欧洲一些专家开始讨论独立巡视制度，其创意来自于国际红十字会对战囚的巡视工作机制。1987年，《欧洲预防酷刑公约》确立了羁押场所独立巡视制度。英国于2002年通过的《警察改革法案》将这项制度上升到法律的高度。200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简称《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的专门性补充法律文件———任择议定书，正式倡导联合国成员国采纳这种羁押场所独立巡视制度，增强酷刑预防的力度。截至2008年5月，已经有61个国家签署了该任择议定书，34个国家签署之后批准了该任择议定书，2006年6月22日起该任择议定书发生法律效力。我国在1986年、1988年分别签署、批准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但至今尚未批准该任择议定书。

　　经过对国外羁押场所巡视制度的考察，陈卫东强调，与以往的对羁押人权利保护的制度有所不同，这一制度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程序外的保护机制。他表示，羁押场所独立巡视制度还具有其他制度难以达成的功用:一是羁押场所独立巡视制度的主体是社会公众中的志愿者，其监督活动具有更为突出的独立性。二是羁押场所独立巡视制度具有成本低廉、便于推广的优势，与录音录像、值班律师等程序内反酷刑机制不同，羁押场所独立巡视制度成本更为低廉。三是预防酷刑的制度辐射面更为宽广，既包括刑讯逼供等酷刑行为，还包括了生活待遇、羁押场所的条件、各种法律权利的告知与落实等其他与被羁押人处境、待遇息息相关的事项。

　　基于有必要建立羁押场所巡视制度的理念，陈卫东大力推动中国人民大学与吉林省辽源市人民检察院合作起草了《辽源市羁押场所巡视员制度操作规程》(试行)。据辽源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文生介绍，今年3月，在当地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辽源市人民检察院、辽源市公安局与中国人民大学一同组成项目组推进了羁押场所巡视制度在当地的实施，巡视的对象与地点确定为辽源市公安局看守所。20名巡视员从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选出。试点工作到9月已经结束，在试点期间巡视员共提出了23个问题，看守所均作出了回应，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整改。

　　与中国刚刚开始这种探索相比，韩国在这方面先行一步。在此次研讨会上，韩国全北大学申洋均教授介绍说，韩国已经建立了类似的独立巡视制度，但与中国不同的是，韩国的巡视人员来自于民间组织。

　　辽源的探索让陈卫东教授深深感到，不同国家各自的法律制度、政治环境以及传统文化土壤使得同样的制度在不同国家的引入或移植会产生各不相同、甚至是南桔北枳的结果，因此我国要全面引入羁押场所独立巡视制度可能面临很多困境或挑战。他认为有三点值得重视:一是巡视主体的选择与权力制约。西方国家的制度设计当中，巡视员从社会公众当中选出，而目前我国羁押场所巡视员的选择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另外，在熟人社会为主的地区如何防范巡视员在巡视中与被巡视人私下串通案情、传递口信与物品?这是西方国家相对忽略但在我国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二是受制于经济条件、传统观念，制度目标的实现也存在困难。比如我国多数羁押场所面临财政拨款严重不足的限制，对巡视员的建议，羁押机构往往无力作出完善。三是我国审前羁押场所并不具备独立于侦查部门的中立性，将阻碍羁押场所巡视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

　　“我国羁押场所的运行状况依然具有较强的保密性，羁押场所对公众而言已经成为了十分神秘的一块禁区。羁押场所巡视制度作为推进羁押场所公开化、透明化的一项有效制度，对于时下我国羁押场所制度的完善极具针对性。”陈卫东对羁押场所巡视制度在我国的构建充满期待。(刘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