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年轻的传媒人读到罗纳德·斯蒂尔那本厚厚的《李普曼传》时，就是他化身为普罗米修斯的时刻。但是，他肯定没有意识到，他获得了普罗米修斯为人类谋取幸福火种的理想，却没有准备好像普罗米修斯那样忍受宙斯的惩罚和神鹰的啄食。

　　在这里，或抛弃理想的火种，或继续忍受折磨和痛苦，成为传媒人不可回避的人生命题。

　　眼下，在同一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两种新闻人的选择。据10月2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西部时报驻山西记者戴骁军接到山西干河煤矿矿工举报，41岁的矿工吉新红在矿内被闷死。事故发生后，煤矿未向上级报告，反而为闻风而来的各地的所谓“记者”发放“封口费”。9月25日晚，戴骁军拍摄留下了中国新闻界耻辱的一幕：一场矿难发生之后，真假记者争先恐后地赶到出事煤矿去领取煤矿发放的“封口费”。

　　争先恐后到出事煤矿领取“封口费”的有真记者，也有假记者，真不知道是假记者借了真记者的威风，还是真记者借了假记者的无耻。唯一肯定的是，这么多“记者”争先恐后领“封口费”，从一定程度上讲，正是当地舆情的折射，正是领“封口费”传统的延续和异化。不必讳言，当下，某些地方确实有“记者”敲诈、勒索，牟取私利的现象。比如，10月24日新华社报道，河北蔚县李家洼煤矿井下炸药爆炸事故发生后，在矿主的买通下，当地官员与记者收取了好处费、掩口费，使这起特别重大伤亡事故瞒报达两个月之久。

　　然而，这并不足以让我们感到悲观。新闻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特点之一，就是一个人讲的真话，可以击破成千上万个人的谎言。甚至可以说，一场矿难发生后，几十名记者赶到出事煤矿领取煤矿发放的“封口费”，并不是中国新闻界耻辱的一幕。应该看到，在这些人群中，还有戴骁军赫然站在他们外边，以一个记者的良知，传递事实真相。无数事实证明，真相总在真相背后，最终的胜利还是属于有良知的媒体人。是媒体，让“记者”领取“封口费”这一事实大白于天下，让河北蔚县李家洼煤矿井下炸药爆炸事故大白于天下，让山西娄烦县山体滑坡事故大白于天下，让无数个的矿工兄弟的亡灵没有无声无息地离开这个世界。

　　也就是说，掩盖真相者欲盖弥彰的现实境遇，就是新闻舆论监督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结果。记者或真或假，记者或沉默或瞒报，但是，只要有一个记者的良知在，一丝一毫的真相，会通过他们的良知被放大，大到任何权势都无法掩盖。金钱买来的沉默和墨写的谎言一样，难以剿灭血写的历史和真相。

　　更何况，某些记者做“沉默的大多数”，也不是没有客观的隐情。就矿难来讲，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瞒报或者不如实汇报的传统。这是因为，死几个人和损失多少钱，不仅与企业的命脉相连，而且与官员的仕途相连。在权力和金钱夹缝中生存的媒体人，角色其实相当尴尬。无形的新闻纪律要求媒体人不能“添乱”，资本则胁迫媒体人不能“抹黑”。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为某些丧失职业道德和良知的记者开脱。人世间的事情之所以复杂，就在于任何事情的来龙去脉，无不牵涉诸多利益纠葛。试想，如果现在的舆情能让媒体在政府和企业之间保持独立品格，那就没有“封口费”之说了。说得更难听一点儿，政府履行了本职之责，矿难还会发生吗？矿难发生后，政府不配合企业买通记者，企业自己能“摆平”吗？企业只给记者“封口费”，能封住真相吗？

　　政治是平衡的艺术，新闻也是，只不过，新闻平衡的是人心，而平衡人心的第一要义，就是传递、交流真相。但是，诚如资深媒体人熊培云所言，“如果只有自上而下的旨意、说教，而没有平等的对话，媒体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交流功能”。更可拍的是，媒体失去了特有的交流功能，难免让媒体人左右摇摆，其中一部分难免会丧失职业道德和良知。

　　一个赫刺克勒斯缺席的时代，难道说，只是普罗米修斯的悲哀？(作者：孙学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