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国务院成立蔚县“7·14”矿难瞒报事故调查组。据初步调查分析，这是一起典型的非法组织生产，导致矿工中毒窒息死亡的重大事故，造成至少35人死亡。事故发生后，矿主曾将遇难矿工遗体秘密转运至外地处理，封闭井口，拆除井架，破坏现场。

　　尤其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不仅矿主无视法律，恶意瞒报事故，而且地方官员策划、参与瞒报，组织所谓的调查组搞假调查，弄假材料，写假报告；在上级部门组织核查时，有关官员故意回避问题，转移视线，提供虚假材料，企图贿赂核查人员，封锁消息。目前已经进行处理的相关责任人员已达63人，其中包括原蔚县县委书记李宏兴和事故所在镇党委书记、镇长、派出所所长等人。

　　这些信息似乎表明，在我们用各种手段应对地方矿难的时候，在一些地方却同时形成了一种“瞒报机制”，在这种相对周密的“机制”运作之下，有关人员“各司其职”，分别“专业”地应对可能外泄的因素，一起特大矿难才被隐瞒长达两个月之久。

　　虽然地方官员和煤矿业主互相串通瞒报并不是新闻，从6年前的广西南丹矿难，3年前的山西宁武矿难，到两个月前的山西娄烦矿难中，都可以看到官员们忙乱的身影，但是这一次他们表现的更有组织，一些官员负责策划，矿主拿钱摆平遇难者家属和采访记者，更有专业调查组的专业“假”调查应对上级。

　　因此我们建议，这次针对瞒报故事成立的调查组，不仅要调查清楚“7·14”矿难真相，给予死难者家属公正的安抚和赔偿，调查清楚官商勾结的来龙去脉，揭示基层行政运作中的权力黑洞，更要分析这样的“瞒报机制”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的执法也相应需要一个“组合拳”，打击这种瞒报的“组织化”。

　　接下来的执法很明显应该更加严厉，范围更广，组织的力量也要更多。首先就是要打破矿主现有的利益勾结。开矿并非是两三个人藏在家里偷偷摸摸可以完成的事情，非法矿井能够大张旗鼓地开工，离不开地方政府的保护伞。有的官员甚至直接入股，完全和非法矿主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平时参与欺榨矿工，矿难后恐吓家属，成为他们的必然表现。

　　违法的地方官员之所以敢于这样胡作非为，是因为他们认为，而且也曾经做到过，上级官员是可以贿赂的，而且现场记者是可以收买的，新闻媒体是通过公关可以搞定的。这个教训，其实接下来也必须加以考虑，只有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使得媒体的威信更加可靠，才能让地方公关起来有所畏惧，才能让矿难“公关”成为“违法”的现行。

　　他们还认为，死难者是没有尊严的，遗体可以不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可以运到外地去处理掉。死难者家属是没有权利的，对他们可以威逼利诱。国家应该考虑为死难者家属专门开通一个热线和举报网络，只有保证对每一起非法矿难都做到违法必究，形成家属对政府的信任，才能调动死难者家属为他们亲属的尊严和生命斗争到底。

　　一些地方已经形成“矿难瞒报机制”让人痛心。好在，这样畸形的“机制”尚处于萌芽状态，如果我们有充分的应对措施，完全可以把这样的苗头打下去。期待国务院成立的“7·14”瞒报调查组能够顺藤摸瓜，正本清源，实现信息传达的畅通无碍，瓦解地方违法者的利益联盟，让法律之光保障每一个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