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分组审议企业国有资产法草案，有委员追问如何规范国企高管的高薪问题。程贻举委员认为，企业高管年薪不但要和企业的效益挂钩，还要和国家的工资水平挂钩，不能太高(10月25日《新京报》)。

　　现行国企高管薪酬制度发端于2002年，规定国企高管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不能超过12倍。实践证明，这一规定已被粗暴地虚置，一些国企高管的薪酬动辄是普通职员的数百倍。企业高管年薪不但要和企业的效益挂钩，还要和国家的工资水平挂钩，这显然是规范国企高管薪酬的良好举措。

　　当前，薪酬悬殊存在两种情况，一是企业内部，一是企业之间。换言之，不同行业的国企高管，也存在其薪酬标准差距过大的现象。有的垄断企业，企业高管薪酬即便与企业效益、职工薪酬挂钩，其薪酬也是天价，这就要求垄断企业的高管薪酬应与国家的工资水平挂钩。

　　同时，规范国企高管的高薪问题还要盯着高管的隐性福利。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说，一些垄断行业不光是工资高、奖金高，职业福利水平也很高，有的公司光是公积金一个月就可以达到几千元，而有的国有企业职工可能没有任何职业福利。

　　此外，还要明晰的是，一些国企高管的身份具有多重性，既享受体制内的风光，又享受体制外的好处，既不是纯粹的官员，也不是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却能在官员和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中各取所需，腾挪转换，好处尽享。这种情况下给以相对市场化的薪酬是很危险的。

　　前段时间，世界银行主计官兼副行长法耶泽尔·乔杜里谈到高管薪酬时表示，有些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已经高到了“不道德的程度”，有时从个人对企业贡献的角度来说，可能不值这些钱。当绝大多数职员为菲薄工资惨淡经营时，当一些职工面临失业之虞时，那些企业高管如果再执拗地拿天价薪酬，的确有些不道德的意味。因此，我期待高管薪酬与国家工资水平挂钩，早日成为现实。 (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