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年轮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正遭遇着历史考验的艰难时刻。1992年,中国这艘巨轮驶进的海域,波涛汹涌,暗礁丛生。
88岁的邓小平,于这一年的年初,毅然南下,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讲话高瞻远瞩,不啻为在笼罩在姓“社”姓“资”阴霾之下的中国扔下一颗重磅“原子弹”,其产生的能量冲破了历史的迷雾,冲破了前进的障碍。
邓小平抵达深圳的上午,便顾不上舟车劳顿,迫切地想去走走看看
1992年1月17日,旧历腊月十三,一辆没有编排车次的绿皮车悄无声息地滑出站台,深夜出京。
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负责此次接待小平一行,在讨论接待方案时思量,“老人家提出到南方‘休息’,就是要借到南方去‘休息’之机,实地考察他亲自倡议兴办的经济特区,全面考察这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试验田的成效。”
于是,陈开枝力主让老人多看看改革开放最前沿的人民怎么工作,怎样生活,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老人,听听讲些什么。
邓小平抵达深圳的上午,便顾不上舟车劳顿,迫切地想去走走看看,老人说,“到了深圳,你不知道,我坐不住啊。”
此番急迫的心情,同样反映在老人一改习惯的举止言谈中。一向寡言,不露声色,不喜欢长篇大论的小平,这一次几乎没有停下过讲话,他一路走,一路讲。在深圳驶往珠海的船上,老人激动地讲了一个多钟头。他甚至鲜有地使用起了比喻句,“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轻车简从,不事张扬,这是邓小平外出视察一贯的原则。这一次,在出京之前,老人甚至提前打了招呼,不要专门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摄影,不报道。
但小平到来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香港媒体第一时间迅速反应,派出大量的记者到深圳、珠海,争先恐后地追踪邓小平的行踪。
在深圳国贸大厦———当时中国最高的楼,当邓小平参观完离开的时候,走廊里站满了自发前来一睹小平风采的市民。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人们一传十、十传百自动自发地来了。人群尽情地鼓掌,经久不息。邓小平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现场无人组织,却秩序井然。
广东之行,邓小平边走边说,用最简捷、最朴实、最通俗但又铿锵有力、不容争辩的语言下达了继续沿着改革开放道路前进的指令。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特区姓‘社’不姓‘资’”。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
陪同小平参观视察的人,都能听得出来,老人家是有备而来的。他总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即便是从那些随口而出的言语里。在珠海视察生化制药厂时,老人看到企业醒目的标语“不求虚名,只求实干”后,停下脚步,轻声默念,然后赞许地说:“对,就是要实干!”
他甚至动用了言辞激烈的批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小平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读懂了人民,读懂了他所处时代的人民诉求和理想
对自己亲手缔造的这块“试验田”,邓小平视察之后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特区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特区姓‘社’不姓‘资’”。他在给这块“试验田”肯定、鼓励、打气。
“小平南方谈话传达之后,立即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震动。黄钟大吕的声音一下子压过了‘左’的声音。”以政论文章著称的凌志军在《交锋》一书中这样形容南方谈话带来的影响。
黄钟大吕压倒了瓦釜之鸣。当时的人也许没有想到,小平的南方谈话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
小平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读懂了人民,读懂了他所处时代的人民诉求和理想。南方谈话的光辉思想被当作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放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终篇压轴。
历史视野里的1978年和1992年,成为30年改革开放的关键节点。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有一段精彩的概括:“如果说,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那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是标志着新时期开端的一篇解放思想的宣言书。那么,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则是标志着新时期的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南方讲话结束之后的2月28日,中央将小平谈话,以中共中央2号文件的名义,传达全党。
有历史学家注意到,小平在1992年春节的这次南方之行,正好发生在全国已经开始准备党的十四大之际。小平谈话如一记重锤,在关键历史时刻一锤定音。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已不可逆转。
当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周期。
“我觉得他是在用一个88岁高龄的老年人的政治智慧去点亮一盏灯,这可能是他生命之中最后的一盏灯,可是应该说这也是他生命之中最光辉的一盏灯。”邓榕后来如此回忆和评价她父亲在88岁高龄完成的南方之行。
-我的1992
陈锡添:东方风来满眼春
1992年1月,小平到深圳视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这是我党历史的重大事件。他在深圳的五天时间里,我跟随采访。后来,写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这是我30多年记者生涯中最感荣幸的事,也是我所采访的最重大的新闻。
那是1992年1月18日的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小平同志明天到深圳,市委指定你去采访。明天一早8点随李灏书记等市领导到车站去接小平同志。市委宣传部领导还一再叮嘱我此事绝密。
接到任务后,我非常激动。光是“邓小平到深圳”这几个字已是全中国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了。
小平在深圳5天,没有做任何报告,只是在国贸大厦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其余只是在参观的过程中,在车上同陪同的省市领导随便聊天。就在这“随便聊天”中,我发现小平同志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不吐不快。聊的全是重大话题,针对性和指导性非常强。
当时我想,这不报道出去太遗憾了。我想总有机会报道出去,所以我一直坚持采访。强烈的报道欲望,让我并没有放弃采访,而是像贴身保镖一样,只要有机会,就尽可能地靠近小平同志,生怕漏掉他老人家的一句话、一个字。
因为当时不让录音,大家一起商量,不录音怎么办呢?于是大家怂恿李灏书记去录。“你是书记,估计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后来李灏书记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把一台当时最先进的录音机放在了西装口袋。那天在国贸大厦旋转餐厅市委汇报的现场,有人还特意提醒李灏书记:“录音机按了吧?”他摸摸上衣口袋点点头说:“按了”。中午拿回办公室和大家一起“欣赏”时,却傻了眼。原来,李书记没有按对录音开关。
那五天,白天我纸片急速记下关键的字眼和语句,再把其整段话刻在脑中,晚上在宾馆立即趁热打铁,通过片言只字勾起整段话的回忆,迅速整理记录下来,写成大事记,我简直是有闻必录。他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都详细记录。
小平同志离开深圳后,我仍念念不忘要写小平同志南巡的通讯。3月22日,我清楚地记得是个星期天。我在办公室取报纸,发现在3月21日的南方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的1000多字的通讯。
“怎么,报道的口子开了?”我立即投入《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写作。就这样,边写边发排,到24日下午,11000字的长篇通讯一气呵成。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
30日,我在值夜班,突然看到传真机不停地在接受文件,原来是新华社向海内外全文播发这篇长篇通讯。我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撰文张鹏郭小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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