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李昌平　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曾担任湖北农村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2000年3月，致信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发广泛关注。

　　农业补贴政策完全正确

　　新京报：8年前，您对农村的判断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8年后的今天，您的判断是什么？

　　李昌平：现在的情况比8年前好很多。

　　8年前，农民不仅要交田赋(税和费)，一亩好几百，还要交人头税(小孩和老人都要交)，人均都在百元以上；农民种地普遍亏本，劳动力被迫外出“盲流”，撂荒占到50%以上，如果没有打工收入，绝大多数农民家庭经营会破产。乡村债务每年都以两位数增长，多数乡镇财

　　政欠债，少则数百万，多则数千万。村级债务几乎村村有外债，多则数百万，少则数十万；农民购买力相对80年代大幅下降，乡镇企业产品市场急剧萎缩，农村经济非常凋敝；看不起病，读不起书的情况非常普遍；每年都会发生多起因强征而导致的恶性事件，干群矛盾非常尖锐。

　　现在，农民负担减轻了很多，种粮和购买农机具还有补贴，种植业和养殖业有了很多发展，农民收入相对90年代有明显增长。义务教育基本免费，合作医疗全面推开，农村养老已经起步，基础设施建设逐步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农民开支和负担大幅下降了，干群关系有了明显改善。

　　新京报：怎么评价8年来的农村政策走向？

　　李昌平：8年来，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政策和农业补贴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给农民和农村带来了很大改变，今后还要加大力度。

　　农村有七个问题亟须解决

　　新京报：这8年，有没有回过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湖北农村？今天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李昌平：我很少回到监利了，太多的就不知道了。但我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农民和基层干部朋友，由于工作的性质要经常下乡，对全国农村的情况还是有一点了解的。

　　全国农村最近8年都有明显改善，但有些问题还亟须解决。一是有些地方“讲老业”的苗头开始出现，所谓“讲老业”，就是这地60年前是我家的，道听途说要恢复“地主制”(私有化)了，一些人就开始“打招呼”，要收回自己的地。如现在一些地方给新婚家庭分配宅基地，即使在土地部门办理了手续，在开工之前还得征得60年前“地主”的同意后才能做房子，否则是会有“麻烦”的。

　　二是农民发展经济的空间有待拓宽。80年代，农民由种植业逐步向养殖业、加工业、储藏业、流通业、建造业、金融业等进军，收入不断增长。现在，龙头企业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不断向农村和农业进军，农民只剩下种植业和部分养殖业了，农民在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获得的收益在下降，小农家庭经营越来越依赖城市打工收益维持。

　　三是有些农村强势联盟(资本、黑势力和腐败官员)抬头，一旦农村市场经济朝着吴敬琏所说的“坏市场经济”异化，公平和自由交易将越来越稀缺了。

　　四是一些基层干部和农民有力无处使，这和80年代完全不一样，80年代既不靠积极财政政策，也不靠引进外资，靠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发展得非常好、非常快。现在的新农村建设，一靠中央拿钱，二靠引进外资，否则，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手脚被1990年以来制定的一些法律法规和政策给制住了。更严重的是，一些基层干部和农民不仅形成了“严重的依附性”，甚至连表达自己意愿的愿望都没有。

　　五是农村和农业有失去“两个市场”的趋势，国外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被招商引资引进来的境外农业资本集团抢占。国内的大豆产业及其市场份额已经被外国农业资本集团抢占，奶产业、棉花产业等也存在危险。

　　六是农村金融正在向外国银行和私人银行开放，在农民合作、互助金融方面还没有起步，政策性银行还没有与农民合作互助金融组织对接的情况下，过早向外资银行和私人银行开放农村金融，对农民和农业是有害的。

　　七是党对农村和农业的领导。80年代有省委书记住农村的传统，现在基层干部多是“走读生”了。

　　三中全会实实在在扩大农民权利

　　新京报：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全文公布，这份改革纲领中，您认为哪些地方是对过去最大的突破？

　　李昌平：有很多突破，重要的有：一是领导将更多关注三农；二是政府征地范围做了限制，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让农民和农民集体可以分享地租增值收益和土地资本化收益；三是农民工市民化待遇；四是确定发展合作经济和新集体经济为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的主要模式和实现路径；五是首次将农村金融发展提到“核心”地位，准许并扶持农民组织发展合作互助金融，第一次给了农民发展金融的自主权；六是扩大农民的担保物品，增加了农民发展的“本钱”；七是逐步按人口数量同比例安排县乡人大代表。

　　说上述措施是突破性的，是因为和过去不一样，是实实在在扩大农民权利，增强农民发展动力，完善农民自主性。(文章来源: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