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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10月20日，茫茫戈壁之中，组建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50年来，7艘飞船、41颗卫星和近千枚火箭在这里成功发射，创造了我国航天史上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余项“第一”。50年来，这里发展成为中国组建最早、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航天发射场。50年来，广大科技人员在这里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性的跨越。本报专访了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为您讲述酒泉人50年的故事。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 再过两天，65岁的刘庆贵和老伴就要踏上东去的列车，去北京安度晚年。即将告别这片他呆了43年的土地，他内心感慨万千。这位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用七个“神”向《国际先驱导报》描述酒泉发射中心五十年的变迁——

　　“在中国的西北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驻扎着一支神秘的部队，从事着一项神圣的事业，经过了几十年的神速发展，建成了一个令人神往的现代化的航天城，创造出了神话般的业绩，用神舟号飞船将中国人送上太空。”

　　当年，刘庆贵被分配到发射中心工作时也颇为神秘。

　　“我把沙包当成了坟堆”

　　那是1965年的夏天，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处阶梯教室里，电气测量系的系主任正在宣读毕业分配名单。坐在台下的学习委员刘庆贵非常着急，他听半天也没听到自己的名字。“我当时想我成绩挺好的，怎么没我呢？”一直到最后，系主任才提到他：“下列同学到清水参军，刘庆贵……”刘庆贵兴奋坏了，当兵是他从小的梦想。“电影里那些军人多厉害啊！”

　　同学们也对他羡慕不已。“我是班里最小的，同学都说：你去参军了，多好啊！”刘庆贵回忆说。但是此时他并不清楚究竟要做什么工作。问辅导员，辅导员一开始说不知道，后来就说：“你不要问了，那个地方是保密的。”

　　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22岁的刘庆贵终于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当时的名字还叫巴丹吉林大漠发测站。在专列上往外望去，刘庆贵看到的都是戈壁滩，“看到一个个沙包，我还以为是坟堆。”

　　来到营地，保密课是他上的第一课。“我们单位就是导弹试验基地。别的就别再问了。咱们单位的任务性质、在什么地方、自然条件等，这些都不能说。”保卫部的干事告诉刘庆贵和其他新学员。连通讯地址也要审查。“只能给直系亲属写信，同学亲戚和老师通通不允许。”刘庆贵说。回家更成为一种奢望。“2年才一次探亲假，而且这地方荒无人烟，也没有汽车，只有专列，上专列得有通行证才行。”

　　有家难回，还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这里空气的含氧量只有18%。睡觉的时候都是似睡非睡的感觉。冬天也没有新鲜蔬菜，都是吃干菜。”刘庆贵说。“然而当时并不觉得苦，说实在的，在那个年代，我们都认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最光荣的事。”

　　7年前，也许正在抱着这样的信念，他的前辈们才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中开辟出中国最早的导弹试验靶场。1958年10月，孙继先中将率领抗美援朝志愿军第20兵团的战士们悄悄从朝鲜回国，秘密开赴大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

　　原发射团技师史良回忆说，当时一天只能吃一顿细粮，甚至有时青稞面玉米面都是发霉的。在全国自然灾害最严重的1960年和1961年，“芦苇叶，骆驼刺，野菜头啥都吃。”刘庆贵说。

　　“这辈子最对不起阿香”

　　一年后，刘庆贵的身份发生了转变：由学员分配到发射中队当起了技术干部。虽然依旧单身，但刘庆贵却并不觉得孤独。工作之余，他喜欢听听广播，打打篮球。“那时候，没什么文艺活动，看个电影就了不得了，篮球比赛的时候，东风航天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另一个名称)的人都要去观摩。”

　　没过多久，刘庆贵迎来了他生命的又一次转折。经熟人介绍，刘庆贵认识了同在航天城工作的阿香，并结为夫妇。然而，令刘庆贵没有料到的是，本以为从此生活会充满乐趣，却反而平添了更多的痛苦。

　　那时候，他和阿香在不同的部门上班，相隔三四十公里，只有礼拜六才能见面。“有了孩子之后，主要都是她带，我没怎么管过，平常根本没有时间。”刘庆贵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阿香”。更让刘庆贵至今无法释怀的是，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时，阿香只身一人回刘庆贵老家生养，刘庆贵忙得连送她的时间都没有。

　　“接生的医院已经有了，但还没有幼儿园，又没人带孩子，好多孕妇的选择都是回老家生小孩。”刘庆贵仍记得在清水送阿香上火车的那一刻。“她的随身物品只有卫生纸，破布啊！一个人就回去了，相当危险。”阿香一共转了七次车，经过十天才到刘庆贵家，而刘庆贵根本不知道妻子是否已经到达。“那个年代，有事就来电报，没电报就算是平安。”

　　刘庆贵算是幸运的，至少他可以在周末和家人共享天伦。很多人连恋爱的机会都没有。刘庆贵说，虽然现在条件比过去好了很多，父母可以来，也可以找个保姆，但两地分居的问题还是比较普遍。

　　在茫茫荒漠中，一批批热血青年把人生最宝贵的时间奉献了祖国，他们难以像普通人那样享受爱情，甚至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早将生死置之度外”

　　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的七勇士便是这样的典型。

　　当年，面对美国和苏联的核威胁，中央批准进行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1966年10月27日，导弹与原子弹完成加注与连接。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所有人员全部撤离，除了留在地堡里的七勇士——他们是负责最后操作的指挥员和操作手。

　　“当时别的国家都是往公海打，我们是在本国国土上打，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虽然两弹结合试验是做了充分论证的，但如果在现场发生爆炸，七勇士都会牺牲。前苏联发射场曾经发生爆炸，100多人都牺牲了。”七勇士中，有三个是刘庆贵的同事。“他们当时写了保证书，其实就是遗书。”

　　刘庆贵说，他们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从事这个职业就知道会有风险，越想着危险越影响你指挥操作。到了操作时，心态还是非常平和的。航天员上天也是一样。”

　　幸好大家的担心没有变成现实，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中国终于拥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毛泽东主席兴奋地说，让敌人在我们胜利面前发抖吧。此时酒泉发射中心正逐渐成为一支日趋成熟的担负三军导弹发射任务的综合性发射部队。

　　在这次试验中，刘庆贵到航天城才一年有余，他参与的并不多，等到四年后，他又见证了另一个伟大时刻诞生的全过程。

　　“酒泉人传承的民族精神”

　　1970年4月25日18点，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的频律播送“东方红”乐曲。

　　“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升空极大地振奋人心。《人民日报》当天就发了号外；在广州参加“三国四方会议”的周恩来刚步入会场，就向大家宣布了这个消息：“为了庆祝你们这次会议的成功，我献了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那时候，整个中国上空都被一种喜悦的气氛笼罩着，刘庆贵更是喜不自禁，因为发射最后一刻还困难重重。“临发射前发现了一个故障，后来发现是地面模拟员的事，给排除了。发射当天的天气并不理想，发射前一个小时候还是满天乌云。”参与“东方红一号”测试的刘庆贵回忆说，到发射时突然天空一片晴朗。

　　此后的人生中，卫星发射成为刘庆贵参与最多的任务，他也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干部，升到机关试验处处长，再到技术部做总工程师。1996年，刘庆贵达到事业的最高峰——担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此时，载人飞船发射场地建设已经第四个年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经进入第三个时期。

　　担任副主任后，刘庆贵一刻不得闲，加班到深夜是常有的事。“精神更是高度紧张，不管操作还是指挥都不能有丝毫大意。只要某一个环节出点问题会箭毁人亡，这是我们的铁律。”

　　1999年，神舟一号飞船升空，意味着刘庆贵的使命更加艰巨。“飞船系统比卫星系统要复杂，测试项目更多。一次卫星发射，20天的测试就可以了，但是像神舟五号飞船起码要40天时间。”

　　回想这几次飞船发射的经历，刘庆贵记忆最深的反而是1992年的论证阶段。刘庆贵和他的同事们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技术跨度较大的“三垂”模式，即垂直总装、垂直测试、整体垂直转运。多段运载火箭的测试发射，过去一直都是在水平状态下，一截一截地测、一截一截地装、一截一截地配。技术区准备完了，转到发射区，还要重新总装、测试，重复工作多，耗费时间长，非常麻烦。

　　“当时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我们就不断据理力争。”刘庆贵说，一年后就开始动工兴建飞船总装测试厂房、垂直测试厂房 等设施。“速度相当快。”如果没有“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科学求实，开拓进取”的东风精神，或许没有酒泉发射中心50年来的飞速发展。刘庆贵说，这是当年先驱们来的时候就创造的。1965年，刘庆贵一来到营地，就看到墙上写着“以厂为家，以苦为荣”八个大字。

　　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以来，刘庆贵在航天城奉献了一生的心血，他说这就是一代代酒泉人传承的“东风精神”。(感谢王艳梅对此次采访的大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