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小权大缺少监督

　　提示

　　村官是“从事公务”的人员，但不是公务员，故而纪委的纪律之杖够不着；村官是一级组织的“干部”，但不是我国行政意义上的“党政干部”，故而“监察”的规矩之箍套不上。

　　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村官如此胆大妄为？

　　“村委会权力太大。”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焦洪昌告诉记者，按照法律规定，村民自治主要权利应当体现在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大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8个方面的事项应该由村民会议决策，但实际上这种民主决策权并没有落实到村民会议中，村民自治变成了村委会自治，这就使腐败有了潜在的可能。

　　而权力之手最容易伸向金钱，尤其是在村级财务管理混乱时。有专业人士曾这样归纳：有的村，村支书签批，村主任也签批，造成财务管理混乱失控；有的村，会计、出纳不分设，让一人兼任，更有甚者，村会计、村主任和村支书有一定的亲缘关系，钱账不分，白条坐收坐支，缺乏制约；个别从事财务的人员不懂会计业务，不坚持原则，惟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命令是从。这些都为村干部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

　　“公开村务、公开账目对防止村干部腐败有好处。”张成富对记者说，可是村干部如果不公开账目，农民也没啥好办法。

　　因为看不到账目，一些村民代表根本就不清楚财务家底，所谓的村民监督小组也就形同虚设。“公示墙”、“明白纸”，在农民心里也就变成了“糊弄墙”、“糊涂纸”。

　　记者了解到，虽然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已经搞了好多年，各地也出现了许多好的做法，如村级财务实行定期公开，村里重大项目或开支由村民理财小组商量讨论，村级财务实行“双代管”等，但有些地方或单位只是走过场、搞形式。

　　“村干部违法违纪问题的背景和成因十分复杂，但主要与村里的民主氛围、村务公开透明程度密切相关。”张虎林说。

　　有人指出，上级部门监督不到位是另一个原因。由于政务繁忙，人手不足，一些地方对村干部腐败案件，持“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有关部门对于村干部的管理，也是按职能分工各管一段，缺乏协调机制。一些乡镇干部反映，村民委员会是一个自治组织，乡镇与村委会不是领导关系，乡政府对村干部不好监管。他们感叹：“老办法不顶用，新办法不会用，软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

　　专家对此做了更深层的分析：村官是“从事公务”的人员，但不是公务员，故而纪委的纪律之杖够不着；村官是一级组织的“干部”，但不是我国行政意义上的“党政干部”，故而“监察”的规矩之箍套不上，连被监督的份儿都没有。

　　其实，法律赋予了农民监督村干部的权利，那么，他们又能起到多大的监督作用呢？

　　“只要不太过分，我们一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张成富说，就算去告状，如果告不赢，可能还会被刁难，“有那功夫，还不如多花点精力在田里，多收点粮食呢。”

　　专家指出，大多数村民自治意识和观念相对淡漠，再加上一些地方没有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行有效的宣传，致使许多村民不懂该法，难以组织起来集体监督村干部的日常工作。因此，大多数村民也难以发现村干部的越轨行为，即使发现了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惩处不力法律难落实

　　提示

　　实际上，关于惩治和预防农村腐败问题，现有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已经有很多。问题在于，农村腐败问题情况复杂，涉及到诸多复杂因素，加上制度界定腐败现象的成本很大，所以，惩治不力和预防无效的现象也是存在的。

　　除了预防不到位外，发现问题后的惩处似乎也不容乐观。

　　某市一位纪委常委、监督室主任曾向媒体表示，目前，个别乡镇认为抓党风廉政建设是软指标，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而且“现有的某些制度规定，也不能从实际出发，而是照搬照抄，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很少，更谈不上实施责任追究”。

　　还有的乡镇领导认为基层工作难度大，特别是农村干部出点问题在所难免，怕查了案子伤了感情，影响工作积极性，于是能捂则捂；有的把查案和稳定对立起来，怕查了案子乱了班子，于是能拖则拖；有的不愿查案，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

　　“实际上，关于惩治和预防农村腐败问题，现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已经有很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告诉记者，首先有关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党内文件都有明确规定；其次是国家刑法对于各种腐败现象有明确的法律制裁措施；另外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对于农村腐败问题都设定了相关条款加以防范，包括群众监督、村务公开、政务公开等等。

　　“应当说，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并不缺少法律上的依据，问题是农村腐败问题情况复杂，涉及到诸多复杂因素，加上制度界定腐败现象的成本很大，所以，惩治不力和预防无效的现象也是存在的。”莫纪宏说，“因此，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关键是要真抓实干，要获得群众支持，同时要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专门处理这一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