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届三中全会就“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第一次给出了具体的概括、论断和政策指导，而且就其体制机制的建立设立了明确的时间表

　　文/记者尚前名

　　“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这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就“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全新表述，也是自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和2005年《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后，决策层第一次集中用“发展阶段”、“关键时刻”和“重要时期”给予明确具体的概括和论断。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体制改革研究专家、中共中央党校原教育长李兴山，城镇化政策研究者、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三农”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和刚刚参加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等权威人士。他们对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政策的新指向，向本刊记者作了初步的判断、分析和前瞻。

　　受访专家具体分析说，对于当前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全会特别强调，“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并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放在“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根本要求”的战略位置上。提出要“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将之作为下阶段改革开放和农村改革应该把握的“重点”。

　　值得关注的新亮点是，全会对之明确排出了时间表：“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是：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进而指出，下一步继续推进改革开放遵循的重大原则之一就是，“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

　　多位专家认为，这些全新而具体的表述，着重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加快形成，着重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基本建立，“这是党中央对统筹城乡发展提出的新方针和新要求，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富裕的根本途径，为下一步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指明了具体方向。”

　　当务之急要打破“城乡分割”

　　采访过程中，本刊记者发现，对于中央关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要求，国内政策分析和学术研究甚少系统地关注，也未见“城乡一体化”具体的规划和设计。对此，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这一方面说明“城乡一体化”是当前发展阶段的新课题，另一方面也暗示这个问题也是新时期凸显出来有待解决的突出难题。

　　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重要支柱，一是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的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分割、限制城乡生产要素流动的城乡二元体制。这也是三十年体制改革一直集中破解的两大体制障碍。

　　对于城乡二元体制而言，他分析说，三十年前农村改革实施的农村家庭承包制，虽然为土地政策松绑，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只是否定了城乡二元体制的一种极端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制度)，而没有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事实，城乡依旧隔绝。

　　“由于在市场化环境下，分散的小农在市场中面对和资本的竞争时，都是处于弱势地位。”在辜胜阻看来，城乡差距会逐渐拉大，“而市场经济又是优胜劣汰，长此以往，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和城镇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30年来，我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140元，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79万，进步巨大。但依据今年8月份公布的数据，城乡居民收入比例却达到3.33:1，远高于1984年统计的1.81:1。

　　城乡差距日渐加大的事实表明，农民虽然是改革开放的“绝对”受益者，但和城市的生活水平相比，他们的“相对”受益却很小。究其原因，乃在于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使得很多地方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来通盘考虑，而农民受土地的束缚，城乡一体化也很难实现。

　　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提升较慢，难以享受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同时农村的落后最终也拖累城市，使城市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发展也面临后劲不足的问题，最终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所以，李兴山认为，大力建设以集体经济和合作经营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当务之急是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困境，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才能够实现城乡、工农协调发展，全面解决“三农”问题。

　　突破口在城镇化

　　为此，韩俊认为，亟须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的各种制度，减少农民，使城市和农村紧密地联系起来，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而突破口就是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

　　改革开放30年，正是我国城镇化高速扩张的阶段。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07年底，全国设市城市已由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656个，建制镇从2173个发展到19369个，已初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城镇体系。城镇人口5.94亿，城镇化水平达44.9%，比1982年的21.1%提高23.8个百分点。

　　肖金成告诉本刊记者，“城镇化，实际上指的是农村人口像城镇转移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一种社会变迁的反映。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时也是一国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一段时期以来，由于我国在城镇化的思路、战略和政策等方面存在不同看法，导致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农村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依然很高。”肖金成指出，当前，全国约有60%的人口在农村，惟一的出路就是减少农民数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旦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产值也会大大提高，收入也会相应增长。而这就是促使我国坚定发展城镇化的巨大推力。”

　　肖金成介绍说，城镇化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由于快速城镇化的推进，“十五”期间，我国市政公用设施投资总额达20300亿元，是“九五”时期的2.85倍。城市供水、排水、燃气、供热、公共交通、园林绿化、市容环卫、市政道路桥梁等各行业投资均大幅增长，在使城镇人居环境不断改善的同时，也有力地拉动了社会经济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