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区基层干部是压力的集中点，上级的任务、群众的要求，全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心理状态特别需要关注

　　2008年10月3日，北川羌族自治县农委主任、救灾办主任董玉飞在位于绵阳市安县安昌镇的临时办公点自杀身亡，终年40岁。这条消息在四川地震灾区基层干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如何帮助灾区基层干部更多地释放其巨大的心理压力，也为时下社会各界所关注。

　　董玉飞是一名羌族干部，他12岁的儿子及另外几位亲人在汶川地震中不幸遇难。“他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能够吃苦耐劳，地震后一直东奔西走忙着救灾，由于表现突出，被国家农业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授予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在干部群众中口碑一直不错。一位看似铁打的汉子，最终采取这样的方式倒下，真的让人很意外，痛惜之余也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北川县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冯斌说。

　　多位灾区基层干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亲人遇难，工作繁重，生活负担沉重导致身心俱疲。

　　基层干部成了“灾民中的灾民”

　　“从抗震救灾到安置重建，我每天都感到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我的确支撑不下去了。我想好好休息一下……”这是董玉飞自杀前留下的一封遗书。

　　对于董玉飞的死，受访的北川干部普遍认为是由于亲人遇难，加上工作繁重，心理不堪重负导致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副院长、心理卫生教授张伟坦言，工作压力过重让基层干部成了“灾民中的灾民”。

　　“老董是个好人，性格开朗，并不内向，出了这样的事，大家都很意外。”北川农办副主任唐安文回忆说：“10月3日上午我还和他见过面向他请病假，当时他还安慰我要我好好养病，实际上他前段时间也是刚刚休完病假，说话的时候一点迹象也没看出来，哪想到下午他就走了。”

　　“他和他12岁的儿子感情很深，经常把儿子挂在嘴上。儿子不幸遇难后，他虽然仍在拼命做事，但情绪变得很消沉。我们也劝慰过他，但毕竟是这么大灾难，谁家没有点事？万没想到他会走这条路。”董玉飞的同事和熟悉他的人叹息着。

　　董玉飞自杀让地震灾区基层干部心中难过。重灾区绵竹市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罗应光说：“当前灾区基层党员干部工作压力太大、心理负担过重。灾区基层党员干部大多数都处于一种疲于奔命状况，一方面上级部门安排任务很重，目前工作量至少是震前的5倍以上；另一方面老百姓的怨言，也是直接骂到基层党员干部头上的。”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川干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重建工作任务那么重，哪里出点毛病，群众就会不满意。我们耐心地给别人做思想工作，可自己也是灾民，也有亲朋好友遇难啊。不管我们内心多么痛苦，表面上也得做出坚强无比的样子，因为群众把干部当做主心骨，我们都在咬牙挺着。地震中我的腰椎受伤，医生说必须静养6个月以上，但现实根本不允许我休息，只有绑着带钢架的腰带固定一下。”

　　绵竹市汉旺镇党委副书记胡凌飞是震后调到汉旺镇任职的。胡凌飞说：“汉旺镇的所有受灾群众都安置在板房区里。我们最怕遇到暴雨天气或余震，那意味着所有干部都得24小时值班。9月底的一场暴雨，全镇干部和乡里干部都是一宿未睡，一些群众跑来反映板房质量有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因为板房都是由援建方临时抢修出来。我们当时都做好准备了，群众如果再闹，我们就把办公室腾出来给他们住。”

　　绵竹市副市长郭永福22岁的独生女儿也在地震中不幸遇难，地震后他一直坚持工作。“现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岗位上，我必须学会坚强，每天要处理那么多事情，不允许我有流泪的时候。别人问到我女儿怎么样了，我都告诉他们，她现在省外治疗。”虽然提到女儿遇难的事件时，郭永福语气平静，但他的眼睛却躲开了本刊记者的视线，透出一股深深的哀痛。

　　生活负担“雪上加霜”

　　本刊记者日前在北川、绵竹等地震重灾区追踪采访时了解到，地震后基层干部工作量比以往成几倍的增长，而相应的工资收入并没有多少变化，甚至一些地区工资收入还不如震前。不少基层干部也因灾变得一无所有，让他们的心理压力更为严重。

　　北川县委县政府目前在安县安昌镇临时办公。记者在镇上走访时看到，许多部门都是靠租民房办公兼住家。目前在安昌镇，租一套二室一厅的房间一年需要4000元到6000元，这占到当地基层干部平均年工资的1/3左右。在重灾区绵竹市，由于市里房屋仅有10%左右可以居住，当地干部基本都居住在板房区里，今后住房如何解决也成当地基层干部一个生活难题。

　　北川一位干部说：“北川新县城选址仍然没有最后确定，大家都租房住着，有种无家可归的感觉，盼望国家早点定下来，我们心里也有个盼头。地震过后，许多基层干部同样也成了一无所有的灾民，北川基层干部平均工资在1300元左右，有的原来是两口子拿工资，现在只剩下一个，住房、穿衣、吃饭样样要花钱，现在物价又高，生活压力很大。现在大家比较关心干部津补贴这一块，北川的还没兑现，希望能早一点落实。”

　　冯斌告诉本刊记者：“‘津补贴’是由地方财政拿钱，有的地方有财力已经兑现了，北川县一直还没有兑现。比较棘手的是津贴只针对公务员身份，事业单位没有。但大家都受了灾，工作都很繁重，能说给谁不给谁吗？操作不好就容易引起矛盾，打击大家的积极性，所以我们不得不慎重研究。”

　　胡凌飞说：“汉旺镇是此次地震的极重灾区，也是基层干部伤亡最惨重的一个乡镇。我来到这里后发现，幸存的干部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成为当地群众的主心骨。但实际上，这些干部家里受灾并不比其他灾民轻，但现在他们的收入还不如震前。平时工作已经够辛苦了，回到家里还要面对家人，如何解决家人的生活、住房，也是他们的一个困惑。”

　　多位基层干部向本刊记者说：我们是干部，群众眼睛都盯着我们。哪怕家里再困难，都不会、也不敢在第一时间提出来。不管实际上有多苦，在外还得“风风光光”的，回到家再忍受家里的怨言。

　　基层干部急需心理危机干预

　　“事实上，目前整个地震灾区，基层干部的心理危机干预很大程度上仍处于空白。”张伟认为，“灾害后的3到6个月是心理危机的集中爆发期，灾难初期的紧张情绪逐渐缓解后，失去亲人、失去父母儿女的心理打击会变得日益沉重，大量心理问题将在这段时间暴露出来。尤其是基层干部是压力的集中点，上级的任务，群众的要求，全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心理状态特别需要关注。”

　　目前，四川地震灾区经过培训的心理干预人员不足2000人。来自广东珠海市的心理辅导师王(山旁亘)地震后一直在四川灾区辗转进行心理辅导援助：“我们的人手根本不够，仅是学校心理辅导工作就忙不过来了，根本无力做基层干部心理危机干预。而且由于他们都是成年人，大多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工作经验，需要更有经验的心理辅导师。”

　　提及对干部的心理干预治疗，罗应光说，“绵竹市在7月份开展过一次，这也是对基层干部开展的惟一一次心理干预治疗。但对于我们这些干部来说，专家让我们学会放松，学会自我减压，我们听完都哭笑不得。灾后重建任务那么重，怎么可以做到专家说的那些呀！震后干部都是连续作战，从来没有一天假，后来实行轮休后，每周才可能休息一天。”

　　“董玉飞事件对我们是一个警醒。”冯斌说，“大地震造成北川县干部遇难466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1/4，而家中有亲人遇难的干部人数则无法统计。我们也早就考虑到基层干部的心理问题，也采取了一些组织措施，如国庆前就实行了强制轮休7天，但工作实在太繁重了，有些问题想得到，但没有条件去解决。”

　　今年7月到8月间，北川县委、县政府带队，把全县64个部门、20个乡镇组织起来，集体慰问家属遇难的干部职工，遇难干部职工家属，遇难离退休人员的家属。各单位也自己开展了思想交流会，消解干部职工的心理问题。此外，对家中有亲人遇难的、确有特殊困难的基层干部进行岗位调整交流，并火线提拔了79名抗震救灾中表现突出的基层干部。

　　冯斌说：“我们能做的，也就是通过组织措施，争取在党政系统内，消解大家的心理矛盾，鼓励大家奋发向上，但我们广大基层干部确实也需要专业的心理治疗。前一段时间任务繁重，无法大面积解决，现在灾区工作进入常态，县里考虑分批安排部分干部异地培训，重点就是心理辅导。”

　　不要再出现第二个“董玉飞”

　　董玉飞自杀事件，被网民称为“一个用生命换来的警示”。社会各界人士和网民同时呼吁——“减压、减压，不要再出现第二个董玉飞”。

　　达州市一名叫做“关心干部”的网友在帖子中这样写道：“干部也是平凡的人，在受灾期间身先士卒，抢险救灾，恢复重建，还要承受丧子之痛，真的不容易！更希望组织多关心，群众多支持，社会多理解！愿逝者一路走好！”

　　张伟认为，在对干部实施强制性轮休时，可以给他们开展心理干预培训，将心理干预的方法传授给他们，这样既可以解决干部心理压力过重问题，同时也可以解决地震灾区心理干预专业人员不足的问题。

　　“需要针对政府官员采取强有力的切实干预措施，应利用媒体等手段，加大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宣传，灾区的心理援助一刻也不能放松。”四川绵阳市卫生局局长雷百灵说，政府官员如果有健康良好的心理状态，也会促进和提高灾后重建工作的效率。同时，也可以考虑适当提高地震灾区干部的薪酬，帮助受灾较重干部解决家中的实际困难。

　　张伟还建议，应当尽快开展心理援助的课题研究，“目前，四川省已开设了一个‘512’大地震之后心理危机干预研究课题，将建立一个完善的震后心理干预数据库，目前已通过专家论证，正等待国家审批。这样的课题研究，对解决今后我国发生类似重大灾害后的心理干预有重要指导意义。”(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江毅叶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