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抑制公务消费腐败，努力降低行政成本，正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

　　记者李松

　　“我们单位上周到一家五星级酒店开培训会议。”9月26日，在北京某机关工作的朋友小张告诉本刊记者，“领导觉得大家平时工作很辛苦，便安排一人一个标准间，感觉真好。”

　　据小张介绍，此次培训共两天，参加培训的100多人，按每人每天一间标准间400元计算，仅住宿费就达8万多元，加上会务用餐、会议场地及娱乐设施租用，等等，各种费用加起来不是个小数。

　　对这样的公务消费，圈内人似乎早已司空见惯。按说，公务消费作为必要的行政成本，是一种合乎情理的开支。但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在不少地方，公务消费很容易异化成腐败的权力消费。

　　“我国现行公务消费制度，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则，改革需要再提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在坚持机构改革的基础上，应强力推进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建立政府行为预算硬约束的制度框架以抑制公务消费腐败。努力降低行政成本，这正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

　　剑指财政体制软肋

　　据了解，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不少控制公务消费的规章制度，可效果并不明显。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5～2006年，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由996.54亿元增至7571.05亿元，12年间增长了6.60倍；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1995年为14.60%，到2006年上升至18.73%。

　　从国际横向来看，以上述2006年预算内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18.73%这一比例去比较，远远高出韩国的5.06%、法国的6.5%、日本的2.38%、英国的4.19%、加拿大的7.1%以及美国的9.9%。

　　事实上，我国行政管理费的数字还远远高于上述比例——有些机关的费用支出，还存在着财政给政策，单位自己想办法筹钱的现象，甚至不少单位的基建费用、办公用具、交通工具的购置费用以及福利补贴费用等开支都是靠自筹，来自预算外收入。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在行政管理费用的“增长速度”背后，一些地方机关在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建造豪华办公大楼、会议过多、能源资源消耗过高和政绩工程等方面的铺张浪费，已经成为政府行为的一大痼疾。

　　为刹住公务消费腐败之风，近二十年来中央政府已出台数十个相关法规，比如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将公务接待费用纳入预算、所有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会议及工作人员出差均实行“定点接待”管理，等等。

　　那么，为何公务消费腐败还一直呈上升之势呢？

　　在采访中，受访者普遍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公务消费改革没有触及本质问题，即那些官员手中握有大量的可自由支配的金钱。只要官员手中握有很大的财权，其开支范围又难以制约，就很难保证其使用合理。

　　“公务消费的问题，凸显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存在较大的缺陷，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的财政支出、不完善的监督机制、不健全的问责制度导致浪费愈来愈严重。”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龚维斌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坦言，“首先，预算约束软化和预算外资金大量存在。其次，现行的财务报销制度和审计制度不够完善，而且即使被审计出问题，也没有强有力的处罚措施。第三，行政权力运行透明度不高，公众监督无从下手。第四，干部考核很少考虑行政成本，使政府官员失去了降低行政成本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

　　“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从资金的安排，部门预算的编制、审查、监督，到经费的使用和管理，都存在漏洞。”李成言教授分析认为，“由于现有的财政预算一经批准，对预算的执行过程几乎未见监督和约束。加上行政权力运行透明度低、产权主体和责任主体虚位、不重视甚至忽视对行政成本的考核，以及公众与政府讨价还价机制的缺失等，公务消费腐败难以遏制就成为必然。”

　　“财政行政管理费开支，最大的问题是不透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政府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但按目前的体制，纳税人根本无权过问这些钱都用在哪儿了。要不政府就是列出开支表，局外人看不懂，无从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