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力改进死刑的立法和司法。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收回统一行使，这是我国刑法的一大进步，也是我国司法的一大进步，意义非同寻常，但就死刑制度的改革而言，它只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概括言之，就是深入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大力改进死刑的立法和司法。具体而言，主要是:1.逐步减少规定死刑的犯罪。1996年我国刑法(包括各单行刑法)规定死刑的犯罪达70多种，修订刑法时根据“原则上不增不减”的指导思想修订死刑犯罪立法，1997年刑法规定死刑的犯罪有68种。根据我国的国情，当前还不能废除死刑，但规定死刑的犯罪仍然太多。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贯彻“少杀、慎杀”死刑政策的要求与国际上很多国家废除死刑的情况看，有必要逐步减少死刑犯罪的立法。在笔者看来，首先应当废止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死刑，然后废止不危及人的生命的经济犯罪和盗窃罪的死刑。具体如何逐步减少，可制定计划，有序进行。2.修改绝对死刑的规定。修订刑法对死刑大多将之与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列作为选择的法定刑加以规定，这便于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恰当的处理。但还有7种犯罪将死刑作为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加以规定，这7种犯罪是:劫持航空器罪，绑架罪，拐卖妇女、儿童罪，暴动越狱罪，聚众持械劫狱罪，贪污罪，受贿罪。这不利于审判人员准确掌握死刑的运用，有必要将之改为与无期徒刑并列选择的法定刑。3.改进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刑法第八十一条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可以假释。”这样，判处无期徒刑，实际服刑可能只是十年稍多一点，服刑期间太短，与死刑难以衔接。参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规定，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建议将“实际执行十年以上”改为“实际执行二十年以上”，提高无期徒刑的严厉性，以便与死刑相衔接。与此相适应，有期徒刑的最高年限也应提高。4.制定判处死刑的标准。为了更好地执行“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最高人民法院需要总结历年判处死刑的经验教训，对几种判处死刑较多的犯罪如杀人、抢劫、故意伤害、毒品犯罪等制定判处死刑的标准，以便审理和复核死刑案件的审判人员掌握，做到统一、准确地适用死刑。

　　(三)进一步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出后，司法实务部门高度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在全国人代会上的工作报告中都谈到如何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还于2006年12月制定并发布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各地人民法院也不断探索，积极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两院”在实际工作中提出不少新的举措，值得称道。现在的问题是还要进一步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笔者认为，当前需要做好如下工作:1.不断推进社区矫正。社区矫正首先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六省市试点，随后扩大到18个省、市、自治区。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效果甚佳的措施，有必要普遍推广，并在取得经验之后，将社区矫正立法化，使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有法可依。2.重视对轻微犯罪人员的从宽处理。轻微犯罪社会危害性本来就小，最好不要将这类犯罪人员投入监狱服刑，“有条件的可适当多判一些缓刑”，以利于其复归社会。不少地方人民法院引进恢复性司法理念，对轻微犯罪案件开展刑事和解活动。不足的是现在这样做还缺乏法律根据。同时，有的检察机关对轻微犯罪人员起诉时，采取暂缓起诉的做法，这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笔者也认为应当肯定，只是现在这样做也无法律根据。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刑事和解、暂缓起诉都作出规定。3.加强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我国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1999年制定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如何处理、教育、矫正及预防均作了详细规定，在司法工作中应当遵照执行。最近有人提出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前科消灭制度，笔者深表赞同;但这需要在刑法中作出规定，以便依法操作。4.严厉打击危害人的生命和公共安全的严重犯罪。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维护公共安全包括维护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所以，对危害人的生命的杀人罪与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爆炸罪、放火罪等应当予以严厉打击，符合判处死刑条件的，坚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时，对恐怖活动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也要给予严厉打击，以保护人们的生命和身体安全。当然，即使严重犯罪，如有从宽处罚情节，也应从宽处理。总之，在处理各类案件时，都应当牢记“宽严相济”。

　　(作者马克昌为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文详见2008年第19期《人民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