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争议

　　大官为事故担责冤不冤？

　　对于如此迅速而猛烈的问责风暴，舆论和社会群众一片叫好，但也不乏特殊的声音：有人认为作为省市一级的领导很难事无巨细，全都明察秋毫，为自己没有直接过错的事故丢官多少有点冤。

　　“《组织法》中对官员的罢黜由谁来问责、问责主体是谁有明确规定，这是问责制的重要法律支持。官员在主政期间出现责任事故，被问责追究政治责任，是法律赋予的权利。”胡锦光教授表示：“并非没有直接过错就没有责任，领导干部在获取权利的同时就有相应的领导职责，失职就要承担责任，这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中再正常不过的了。”

　　用辞职丢官来抵消刑事责任？

　　还有人担心，行政问责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司法问责，用辞职丢官来抵消应该承担的刑事责任。胡教授认为，政治责任和刑事责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追究哪种责任主要是看领导干部的行为和事故结果的关系，如果官员仅仅是领导、监督不力，就只承担领导责任；如果像溃坝事故中的那些乡政府领导，发现安全隐患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导致事故发生，那既要承担政治责任，又要背负司法责任。

　　启动官员问责谁说了算？

　　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部完善的、专门的行政问责法律，由此也引发了公众对问责尺度的疑问：“官员问责的程序还需要明确，什么情况下启动，怎么启动？不能想启动就启动，或者有人关注就问责，不关注就不问责了。”

　　胡锦光教授认为，目前这些问责个案说明问责制仍然存在我国社会发展背景和事件影响等因素。比如溃坝事故，能被人力控制的可能较高，况且事发前暴露出的安全隐患未被重视。像三鹿问题涉及面广、侵害的又是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影响很大。这也反映出，我国的问责制度还不够完善，对于出现多大的事故或失职到什么程度要相应承担什么责任还不明确。比如说事故中死伤多少人、财产损失多大就要罢免，并没有相关规定。如果法律法规更具可操作性，就会更透明和便于掌握。此外，作为被问责的官员，也要给其申辩的机会和权利，这是目前所缺乏的。

　　但胡教授认为，专门制定问责法律不太可能，只能通过修改现有法律法规来完善问责制度。“问责制度的内容并不多，而且追究的又是政治责任并非法律责任。官员被问责的原因可以是失职、事故、违法等多种，单纯的领导能力不够也可以问责，这还需要进行政治判断，就不是法律能够掌握的了。”

　　问责官员能不能复出？

　　与官员被问责同样受大众关注的是被免职领导的去向问题，这也是行政问责制度一度被争议的焦点。舆论认为，只有免职官员去向透明，处罚透明，才能避免假问责、问责秀。有网友甚至认为重大责任事故中被免职的领导永远不再起用才能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领导教研部教授汪玉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说：“目前，国内尚没有法规规定被问责的官员不能重新起用。”

　　《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规定，领导干部辞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及企业活动。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去领导职务的干部，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也正是这种“适当安排”，让外界看来问责官员的复出不透明。

　　人大法学院胡锦光教授认为，问责官员复出首先要前一个问题有了结论，党纪政纪上有什么处理应该公开透明。免得官员自己不服气，社会大众也蒙在鼓里猜疑。有了结论之后，再根据其在其他岗位上的工作业绩和对其考察的工作能力综合评定再起用。当初被免职已经是承担了责任，也不能因为一件事就一辈子付出代价。

　　问责·前景

　　没有任何一种权力是可以怠慢的

　　虽然专门的行政问责法律没有启动制定的兆头，但地方上也没闲着，着手建立自己的官员问责规定。

　　据报道，截至目前，全国出台并全面启动行政问责制相关办法的省、区、市已达十多个。今年初，云南省人民政府的第一个大动作便是颁布《关于省政府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让全社会监督政府官员和政府行为。

　　除了“事故型问责”之外，一些地方还启动了“日常型问责”，吉林省公布行政问责暂行办法，规定了44种纳入问责的行政行为。《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甚至将行政机关的诸多“衙门习性”都纳入问责范围。

　　同是在9月，除了重大责任事故中的官员被问责之外，也有一些“小官”因为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丢了乌纱帽。巴中市市政府将放假通知的“中秋节”误写成“端午节”，有关部门的3名干部被免职。四川剑阁县人事局长因为质疑茅台酒质量和价格，当众扇卖酒老人两个耳光，被免去党内外领导职务。

　　行政问责的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细，广到工作生活中的言行和琐事，细到为官主政的心态和做派。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问责发出了同一个警告：没有任何一种权力是可以怠慢的、放任的，没有哪一个官是好当的、不用负责任的！